檐前雨滴

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侧身西望长咨嗟。

今天，蜀道之难依然。。。

愿逝者安息，愿生者坚强，

坚强，向来是我们民族的品质，这个时候，我们需要坚强。

因为我们还有许多条蜀道要过，

2008，中国每走一步都像是在过蜀道，

我们要做的是对蜀道难重新的思考，

对过蜀道充分的准备和信心，

更要认识到蜀道后的蜀道可能会更难。。。

我们不畏蜀道艰险，因为我们无比坚强。

相信中国会走得踏踏实实。

千禧年的钟声噹噹地告诉人类梦幻的21世纪来了，然而人们兴高采烈地跨入21世纪后都经历了什么呢？911（2001），SARS（2002），Bird Flu（2003），Tsunami (2004), 就像我在米兰看球时拍到的这位老兄的T－shirt一样，what’s next?    

Next就是，30多名中外科学家历时26天，行程1700多公里寻找白暨豚，之后非常遗憾的告诉人类，一个“科”的物种可能灭绝了；全球变暖，北极的冰川快化了，海平面上升，很多人的家就要加入亚特兰蒂斯籍了,“后天”可能快到喽；如今伊朗、朝鲜都在玩核弹，说不定哪天很多的broken arrow会让很多的人broken heart了（美国人将核武器事故设置了很多级别，如“折矛”、“钝刃”和“空箭筒”等等，而“断箭”的级别是非常高的）。。。。。。所以，“末日之钟”在今年1月17日再次被调整，这次调快了2分钟，至晚11时55分，理由是“核扩散和气候恶化的威胁持续加剧”。距离世界末日还有5分钟了，我们思考的该是什么呢？？？

想到这些，人类还是会谴责一下自己并语重心长地曰：“都是我们自己不好，美丽的环境、我们的大自然被人类破坏了”，然后该怎么造还怎么造。其实人类这样“忏悔”的时候是带着一些得意的，工业革命后，人类更是对自己拥有如此“伟大”的创造力（其实是破坏力）而得意忘形，曾经敬畏无比的大自然，现在根本不放在眼里，时不时就要炫耀自己“战胜”、“征服”、“改造”自然的能力。人类文明虽然辉煌，却也把自己生存的环境给糟蹋的够戗，但人类若是有事没事就要“征服自然”，那只能说是蚍蜉撼树，自不量力了。

人类破坏生存环境的本事不能说不强，尤其是近百年来，更加的变本加厉。全世界每天有75个物种灭绝，在人类的干预下，物种的灭绝比自然速度快了一千倍；每年约有1500万人的生命收到因空气污染而引发的各种疾病的威胁；全球已有900万公顷农田寸草不生、12亿公顷绿化遭受破坏，热带雨林每年以14.2万平方公里的速度在消失。等等的数字让人触目惊心，生态平衡被不断的破坏，谁敢说下一个灭绝的物种不是人类自己呢？！

这表面上看来是关乎全球生存的大事，然而，仔细想想，这还是站在人类的视角上来看问题的。这是人类对自身的生存所依赖的诸多条件进行的思考，而不关大自然，也不关地球，更不干宇宙的存在什么鸟儿事。在他们面前，人类和其他的物种比起来没什么不同的优越，有的只是渺小。此时的人类就像是扎了鸡血的蚂蚁，以为能扛起个小草就天下无敌了，其实顶多也就是能挖点土，破坏个桌椅板凳之类的小能耐，倘若要挑战大自然，就像蚂蚁要和大象角斗，差着以次方计算的数量级呢。

大自然的力量是人类和其他任何被包含于其中的物种所不能比的，其最伟大之处就是它的包容，即任何作用在自然上力量都将被削弱，被化解，被转移。就像太极拳，虚怀若谷，海纳百川，任何攻击都将被化于无形；又像乾坤大挪移，任何破坏力都能被转移而使自身不受伤害。人类会的那几招三脚猫的功夫在自然面前简直就是江湖菜鸟。比如，你说核大战厉害吧，核爆过后，昏天黑地啊，可当初的地球天天都核爆炸，这也是自然；你说物种灭绝，生态失衡可怕吧，可是从几亿年前的水藻（地球上生命的开始）到如今，有多少物种匆匆而来，又匆匆而去呢，这还是自然。武功的最高境界就是自然，人类的修炼还差着远呢。

大自然随便想个办法就能将人类“努力破坏”的结果给冲销掉了。比如说，现在谈论最多，也担心最多的全球变暖，很多言论都是过分渲染它的危害。其实，温室效应本身对人类是有益的，正是它使得天黑之后的我们也不感觉那么冷（温室气体能阻止地球表面的热量散发出去，因而在无太阳直接照射的地表，温度不至于太低）。地球的平均温度也存在上升和下降的变化，人类过多的排放温室气体确实导致了地球平均温度的变化，但是，并不意味着地球温度一定因此而发生巨大变化。“后天”的现象虽然理论上成立，但不会像电影里发生的那么快（“后天”理论大致是这样的。全球变暖，两极冰雪融化，导致极地海水盐度降低，而海水的淡化和升温都使海水密度减小，其便无法沉入深海参与洋流，温盐环流因此停止，低纬度表层温暖海水不再流往极地，遂使地球高纬度气温变冷。但是也不可能发生像《后天》里面所演的瞬间气温下降的事情，因为地球上极地和赤道之间的热量交换主要是通过“气流”循环，洋流的作用倒在其次）。全球变暖，大自然自有调节的办法，如俄罗斯的科学家认为，变暖导致海平面上升，破坏了地壳的重力平衡，就像轮船加载，吃水加深，由此而发生的深海地震和海啸又迫使深海冷水上翻到海洋表面，使地球降温；再有，变暖还导致云层加厚，阻挡太阳辐射进入，也使地球变冷；另外，飓风产生于海水表面高温，也能使深海冷水上翻，致使海洋表面温度降低。

所以，人类所做的这点坏事只能祸害自己，大自然若想帮助人类，也很轻松，若不想，人类也没辙。地球上任何所谓的“主宰”，恐龙也好，人类也好，之后的什么青蛙也好，蛤蟆也好，都不过是给大自然打工的经理人罢了。地球的环境变化了，就好比是大自然开的公司转行了，旧的经理业务不灵了，那就换个新的，反正后边排队竞争上岗的海了去了，根本不愁。可人类就不一样了，下岗就意味着灭绝啊，恐怖啊，得悠着点。

老子推崇自然，“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道家的哲学以“自然”为终极价值，以“无为”为追求自然的行为载体。这里自然是哲学含义，就是“自然而然”的意思，强调的是天然如此，本来如此，势当如此，永远如此等。然而，此自然非彼自然也，与前文所述之大自然看似意义不同，其实相同。说说什么是自然，“自”，就是鼻子，也是自己；“然”，如是也。自然，就是“它自己的样子”，即是“自然而然”。老子心中的自然是指导人们的人文规范，他认为自然无比和谐与完美，此种和谐完美不是人类的智力能够窥测万一的，人类是这般的渺小，在自然面前要谦卑，不可狂妄。人类要真实的认知我们所处的大自然，应当把自身和自然和谐的连接起来，认真思考和效法自然准则，这样才能融入自然伟大的“场”中，只有这样人类才能被大自然接受，也是人类作为一个生物种最正确的自我保护、繁衍和发展的方法。

 人类就像孙猴子，大自然可是如来佛，孙猴子纵有七十二般变化的本领，结果还不是被在压山下受苦！而如来佛是看着你玩，不管你怎么折腾，也翻不出他的手掌心。无论人类自诩力量如何强大，也不要总是想着大闹天宫，即便你有本事砸了凌霄宝殿，结果也只能是玩火自焚，只怕也毁了自己的花果山。更不要整日惦记着和如来过过招，孙猴子的这点小能耐在佛祖看来不过是“撒了泡尿”罢了，如来只要一翻手掌，一切恢复自然。所以，猴儿们，别有事没事就胡闹了，花果山、水帘洞挺好的，不要虚荣心那么强，非得在这儿也造个南天门，挖个瑶池，再盖个凌霄殿，可弄不好就是山也秃了，水也干了，花不开了，果不接了，猴儿们也就没法活了。猴子们根本不可能把如来怎么样的，也碍不着如来什么事儿，人类自己造的“业”是要自己承担“报”的。但是如来是佛，慈悲为怀，会不断地点引人们的，就是说大自然已经把生存的规律告诉人类了，如何走还是要靠人类自己去修行。智者顺时而行，愚者逆理而动，如果人类按照规律行事，自然就会迎合你，如果猴儿们违背规律，如来便会惩罚你的。当然，大自然与佛一样，会不停地度你，时刻地告诉人们苦海无边，回头是岸，孙悟空不也可以修炼成佛嘛！人类只要意识到自己的错误，大自然还是会给我们机会的。地球也好，花果山也好，都是大自然对人类的厚赐，是佛的眷顾，懂得珍惜吧。

 自然而然，多好！！！

“国士无双登金榜，九莲宝灯照前路。”说啥呢？说的是一种游戏。有些人对它嗤之以鼻，曰：玩物丧志，这其实是他们思维片面和思想肤浅之表现。有些人说它格调太低，这些人无非是自命高雅，其实是他们不懂得艺术的最高境界是雅俗共赏。有些人认为它是对生命无谓的消耗和赌博，其实是他们没有领会什么是生命真正的需要和错误地诠释了生活的态度。还有些人认为它没有任何技术含量，比之围棋、象棋相去太远，其实是他们对中华的智慧缺乏深刻的理解。如此高格的游戏叫做麻将。

关于麻将的起源有很多说法，这里列举几个有趣的讲讲。有趣并不一定真实，也无需较真儿，只要明白它的起源及发展是由智慧的不断渗透所推动的就可以了。

先说骰子。相传骰子的发明人是曹植，最初虽是作占卜之用，但性情的曹子健把它用来与美人游戏。与美人娱，或诗或酒，或香袋或绢帕，也只有才高八斗之人方能如此融灵性于感情。当时骰子的点穴都是黑色的，到了唐朝才将一和四描红。故事是这样的，说唐玄宗与杨美人掷骰子游戏，眼看要输了，只有掷出两个四点方能转败为胜。于是兴致极高的老李一面举骰投掷，一面连呼 “ 重四 ”，果然得双四，皇帝大悦，命将“四”点涂红，以为“御”点。所以，之后的骰子都是幺（首也）、四为红色，其余点为黑色。

麻将的发明有下面两种说法有板有眼。一，梁山好汉说。据说明朝有一哥们儿叫“万秉迢”，极端崇拜施耐庵笔下的梁山好汉，又偏好游戏之道，故萌发出做水浒一百单八将于游戏之中的念头，而做麻将。麻将本名“抹将”，抹的就是这108个好汉，所以麻将的基数为108张，隐喻108条好汉，比如九条说的是九纹龙史进，一饼指李逵，等等。还算说得过去。老万又将所有英雄分类，取自己名字的谐音，归于万、饼、条，每类从一至九各四张，共108张。另外又取梁山好汉来自四面八方，所以加上东、南、西、北、中五个方位再各添四张。又将这些好汉们的出身划分，“发”是富有者，“白”是穷光蛋，各四张。共计136张。

二，江苏太仓说。此说是由苏州杂文家“谷新之”研究所得。太仓在古时为皇家粮仓，仓内囤积粮食以备供奉京师。有仓有粮，必生麻雀为患。守仓兵勇制订出一套捕雀、计数、领奖的系统，后来便演化为麻雀游戏。麻雀牌，就是捕捉麻雀时的记录工具，如，条是用来记录猎获麻雀多少的，条也叫索，索即束，其图案意为麻雀的脚有多少束，一索形象地画了一只鸟，二条表示二只麻雀被捕获且被施以刖刑（断足），然后扎成束（就像灭四害时以上交老鼠尾巴条数来计算灭鼠的多少一样），三条即是三只。。。。。。饼是捕猎工具的抽象图，即火枪的横断面。万是赏钱。东南西北为风向，可能是土枪无力，发射要考虑风向吧。中，即是正中目标，麻雀血染羽袍，故涂红；白，顾名思义，没打着；发，就是要发赏钱了。再有，麻雀的玩法、术语也与捕雀相关，如，“碰”，就是“砰”的一声枪响；和牌时大喊HU了，是取“鹘”音，鹘是一种鹰，捕鸟能手，鹘成功捕雀喻意成牌胜出，所以叫HU了；“吃”、“杠”也都与捕雀有有关，自己联想吧。那么麻雀为什么又叫麻将呢，原来太仓方言中“鸟雀”就叫“麻将”，故有此名。

另外，还有宁波说，主要是因为宁波有个麻将博物馆，加上麻将一些术语跟宁波的方言有些相同之处，故有此说。其他的一些起源说法不是很有说服力，也不够有趣，就不提了。

我知道很多所谓有品味、有涵养、有智商的人都会认为围棋代表着国人无与伦比的智慧，而麻将则是难登大雅之堂的粗俗玩意儿。我却不这样认为。

相传围棋是尧发明的，是用来教导儿子丹朱的教学工具。都说人生如棋局，我亦很以为然，围棋中蕴涵的大智慧正如清代吴瑞征所云：“弈之为用神也，盖人事之险阻世态之反复，物情之变幻，可以一弈悟之。故忧乐之境，顷刻各诛，祸福之机，循环相倚。”然而，我发现“围棋人生观”是以个体（人）为中心所进行的一种人生参悟。围棋所描述的人生强调的是人生的策略观，是个体与发展之间的一元的策略关系。其智慧体现在如果个体足够聪明就能掌控自身的发展而成功。但是，真正的人生要复杂的多，一个足够聪明的个体并不导致一个必然的成功，这周围有太多的因素能够产生影响。而麻将，跟围棋相比，则包涵更为丰富的人生内涵，换句话说，麻将更接近真实。

人生的胜利不是取决于能算出多少步棋，而是取决于如何做到即能算又能变通。围棋是一元的，就是说玩家只需要算清楚一个对手就完全能够左右局势。而麻将中每个个体都有三个对手，玩家要盯住上家，看住下家，还要防着对家，这正体现了它的多元性。老子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三个对手就意味着面对多元的世界。正是这种多元关系的复杂性才能真实地将麻局于人生相关联。所以说，聪明的人能在对弈中取胜，但不一定能在麻将中成功。这还是一个“聪明与智慧”的问题，“机关算尽太聪明，反误了卿卿性命”，“聪明反被聪明误”等等都是在说明人生需要多元化的智慧而不是一元化的聪明。玩麻将的比下围棋的在参悟人生问题上更加训练有素，呵呵，所以，不要再说麻将庸俗了。

麻将既然是中国智慧的产物，也必然有儒家思想的痕迹，儒家思想的精髓就是“中庸”二字，而中庸的精髓就是“有经有权”。“经”是说有些事是可以按规律、常理来做的；“权”是指有些事是需要权宜来做的。所谓中庸就是即强调经又注重权，是对“经”和“权”使用的度的把握。比如说，当某一家在做极大的牌时，其余三家不必把着“经”（以和牌为目的，其余三家都是敌人）不放，而可以用“权”（可以以牺牲自我来阻止某家大和，也可以暂时三家联合起来对抗一家）。这是围棋所不能表现的一面。

有些人说围棋胜的是技术，而麻将赢的是运气。的确，围棋中高手比低手有绝对的优势，然而，现实中很多低手却战胜了高手，取得了胜利。高手或许会很郁闷，但人生往往就是这样，不确定的因素太多了。麻将是要洗牌然后随机排放的，玩家并不知道下一张能摸到什么，这体现了人生中的不确定性。我觉得没有人会认为人生的成功与“运气”二字无关，当然，我也不赞成等着天上掉馅饼的人生观。成功的确要借助运气，但是不能单凭运气。成事在人，谋事在天，说的是成功的机会是给那些有准备的人的，但是有准备的人也没有能力准备运气，所以，不管你是高手还是低手，积极做好自己的准备，然后等待幸运之神的降临吧，这个世界就是这样。

时间是宝贵的，不可否认麻将的确占据了一些人的“宝贵”时间，所以我不赞成将过多的时间消费在码长城上（所以，我想买个自动麻将机，哈哈，玩笑了）。但是，适当的娱乐还是必要。麻将是一个很好的消遣游戏，更能增进友谊，记得当年四人玩的麻将被十几个人围观，欢笑也阵阵，气氛也融融，即便烟雾也缭缭！当然，那些昏天黑地、走火入魔、无麻不欢的状态我不赞成（其实我也曾经如是过，觉得惭愧啊，可是每每想起当年怎么我还挺怀念的！？）。有些人对赌博深恶痛绝，我认为反应可以不必这么强烈。记得听过一句话说，减肥是一种生活态度，一直没弄明白！不过无所谓，既然减肥都能称为生活态度，我觉得赌博更是一种生活态度，而且我并不认为这有什么不可取的。人生很多时候就是在赌博嘛，其实并不是人们好赌，也不是因为赌博的人生更刺激，多数情况下是不得已而赌之的。既然是不得已，那我们即赌之，则安之喽，没什么大不了的。

麻将是综合的艺术。中国人的哲学是无极生太极，太极生两仪，两仪化四相，四相演八卦。。。反之，我们还喜欢将万物化一，再归于太极。麻将正是这样的包罗万象，又简单化一，俨然是一个中国文化背景下做人艺术的缩影。它能让人的优点和弱点充分暴露，却也给人足够的空间去韬光养晦；它即给强者提供展示才华的舞台，同时也告诉弱者机会永远都存在；它告诉人们胜利需要天分，也要依靠机缘；它还告诉人们世界万物虽然条、饼、万泾渭分明，却是相互关联，缺门是不能成和的；它即讲究个体公平竞争，也强调团体的协作联合。。。。。。

必须用博大精深来形容一下麻将，一个人人都能上手的简单游戏，却将独特的中国智慧展示得淋漓尽致。

虽小道，其义大焉！！

儒教是孔子创办的，地球人都知道。不过，你可能不知道儒家所有的经典中没有一部是孔子写的。唯一沾点儿边的就要说《论语》了，这其实是孔子的弟子整理的“孔子语录”罢了。孔子“信而好古”，一生只述不作。他认为他所处的是婶儿可忍叔不可忍礼崩乐坏的完蛋社会，所以，他的志向是教育人们如何营造一个他心中向往的“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的大同之世。他觉得尧舜的大同时代什么都好，书也写得好（所以不用自己写了），如《诗》、《书》、《礼》、《乐》、《易》、《春秋》，他整理一下就当作教材了。就这样，他讲了一辈子的“仁义”、“礼乐”。

后来他的学生、子孙乃至学生的学生皆以孔子为先师圣贤，不遗余力地将他的思想、学问发扬光大，也使儒家的经典又多了几部，如曾子的《大学》、子思的《中庸》和孟轲的《孟子》。儒家学派蓬勃地发展着，后世儒生莫不以“格物、致知、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座右铭，“克己复礼”地追求他们的梦中情“仁”。

几百年后，刘彻觉得他老子和他老子的老子有点太“老子”了，他不想继续“无为”下去了，于是乎，一个大有为的时代来临了。但是，需要有个说法，结果，董仲舒被重用了，曰，唯有“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方能给汉武帝的“所作所为”（“内多欲而外施仁义”，不过不能否定汉武帝尊儒的政治智慧）从理论上得到支持，从意识形态上让人们理解中央集权的合理性。汉武帝高兴了，儒学一下子在诸多兄弟学派中鹤立鸡群了。

很多言论说，“尊儒”遏制了中国文化的发展，这是不负责任的。儒家只不过是虚荣地想当只鹤而已。要清楚的是，儒家变成鹤了，并没有杀掉所有的鸡，也没有限制鸡的进化和繁衍，它只不过霸占了一些鸡的功劳罢了（把其他学派的一些东西也说成是儒家的）。可是，鹤最对不起的有一只鸡，名字叫“法”。主人很喜欢“法”的，说得做得都听“法”的，只不过，鸡“法”长得不如鹤“儒”，主人便拿鹤充面子，言必称鹤，背地里还是按“法”说的去做。所谓“独尊儒术”的背后是“儒表法里”，“王道”与“霸道”并行的政治手段。怪只能怪汉武帝指使老董指“儒”为“鹤”，后人谁也不敢再说个不字了。

既然鹤这么有面子，人们定然趋之若骛了。儒学官化之后，由于其独一无二的政治地位，研究儒学的人就越来越多，逐渐成为一门政治色彩浓郁的正统学问，称为“经学”，儒学的发展进而一发不可收拾了。

过了几百年，汉族人逐渐发现身边那些不安分的邻居们越来越强大了，蛮夷戎狄们虽没文化但是有力气，于是“可恨那唐伯虎，夺我妻来占我田”的事情发生了。可到底还是文明先进，汉人们很快就想出了个牛掰的办法来解决问题，我不打你，也不骂你，我同化了你丫的。用什么？儒学。正是儒学，在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进程之一的民族融合中，成为了同化最有力的工具。历史不会忘记。

又过了几百年，在文化发展的黄金时代的宋朝，有一些人以“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决心，使儒学的发展空前繁荣。出现了以张载、二程、朱熹等等为代表的新儒学――理学，他们最大的功绩就是将儒学普及化和通俗化。尤其是朱熹，他通过注释四书，使理学思想透入人心。也正是这个时代，儒家思想彻底统治了人们的思维，朱子“功”不可没。我们肯定朱子学说中积极的一面，而且，佩服他将工作的深入性和强制性做到极致，人人必须恪守不变。就像此后出现的很多“义门”和他们的“家训”、“规范”无不是受理学思想的熏陶而成的，且家族人人恪守，绝无践越。但是，我们也要看到其中危害，有些人正是利用了这种意识形态的深入人心，制造出很多假托“圣训”的条条框框来约束他人。所以说，中国封建社会的很多泯灭人性和道德的糟粕都始于宋朝，始作俑者，我认为就是老朱。

终于有人受不了了，不想让自己的思想活在所谓的圣贤们阴影下，他们向往自由，高呼只有自己的“心”才是判断是非的唯一标准，告诉人们不必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十分大胆。这个人是王守仁，心学的开创者。还有个叫李贽，心学派极端激进的分子，被称为“异端之尤”。他敢逆流而行，敢于挑战权威，拒绝拜倒在圣贤的脚下，以追求思想自由为指归。且不论他的思想正确与否，其追求真理，向往自由的精神难能可贵。无惧无畏，大哉，壮哉。

可是，心学是短命的，我觉得倒不是因为他们的思想过于激进，根本原因还是他们并不是彻底否定程朱理学。他们因压抑而爆发，但是，并没有给儒学找到更为适应时代发展的新出路，故而夭折。随后的东林学派否定了阳明心学，继续推崇程朱理学为正朔。儒学折腾了一圈儿后又回到原来的轨道上了。

前面说过，孔子“信而好古”，认为“古”的东西什么都好，后世学者也把孔子语录当圣旨一样看待，也认为古的好，什么古训、古法都是经典，后世万万不可造次更改。更有甚者愣要恢复古制，王莽的“托古改制”就是这样的，还有王安石变法也有打算恢复井田制的想法。儒家这个不良癖好对我中华之影响是很深的，它遏制了这个民族性格里创新的部分。就像仙鹤的红顶，当人们的意识形态被操纵时，儒鹤就是时尚，是引导潮流的，人们无不对仙鹤那高贵的红顶顶礼膜拜，即便人群中突然有人呐喊，那其实是剧毒的“鹤顶红”，也没有人会相信，直到他们吃了，死了。当然，我们不能因为鹤顶红的毒性而抹煞仙鹤的美丽。我想说的是，我佩服敢在人群里呐喊的人，是李贽，是鲁迅，无论他或她是谁！！！

儒学继续享受着鹤立鸡群的日子，又过了几百年，突然鸡和鹤平静的生活被打乱了。从西方飞来了一群新品种，是鹤和鸡都没见过的洋鸟，带头的叫什么“德先生”和“赛先生”。听起来挺绅士的，可做起事儿来一点都不绅士，他们到处数落鹤和鸡的不是，挑唆人们把鹤跟鸡都赶走。终于，在公元1919年5月4日，人们借着反对帝国主义的兴劲儿，把鹤和那群鸡都给暴揍了一顿，赶出家门，再把德先生和赛先生请了近来，供了起来。唉，落魄的凤凰都不如鸡，更别说鹤了，鸡就更甭提了，日子那叫一个惨淡。儒于是过上了闲云“野鹤”的日子，直到最近30年，人们似乎又想起来其实仙鹤也是很美丽的，觉得几十年前对待他们是简单粗暴了点，于是人们打算重新认识仙鹤的美丽，当然还有那群鸡。而且，现在是个平等的时代，以前没地位的鸡也要雄鸡唱响了，从前高鸡一等的鹤也平易近鸡了。

儒家、儒学2500年的历史发展故事大致如此。

 记忆中除了被语文老师强迫布置的作业之外，好像只认真写过一次游记。其实那次也不是“自愿”的，而是被老师半强迫半引诱的。我去了趟俄罗斯，老师说我若写篇游记，她便帮我发表在一个什么刊物上。苍天啊，从小被语文老师骂成“作文困难户”的我也有发表文章大出风头的一天，马上在血液沸腾头脑发热满眼幻想中痛快地答应了。后来发表了一个大概1000个字的游记，其中敬爱的陈老师给我改了800多个字。不管怎样，咱写了，也发表了，15块钱的稿费也到手了，美啊。想起陈老师，她为人师表堪称典范，我很敬重她，她对我很好，说喜欢我的字。。。。。。可后来，唉，我不是个听话的好学生，让她老人家失望了。我从来没因为不是好学生而愧疚过，那一次，我很内疚。这么多年也没能有机会和她谈一次。。。。。。又一次写游记之前先祝陈老师身体健康吧。

我去意大利了，虽然是第二次，可还是有很多新感受的。先声名，我们这次是business trip，旅游只是正事之外的附带消遣。第一站，米兰。米兰，没什么好看的，教堂整修了一年还没搞好，拱廊，名店街。。。。。。都挺无聊的。米兰唯一吸引我的有两个，一个是达芬奇的《最后的晚餐》，不过，去参观要预定，一直也没找到机会去，有些遗憾；另一个是圣西罗，为了不再遗憾，我去了三次。在意大利像圣西罗这样的建筑有很多，还有一个比它名气更要大，在罗马，叫Colosseo。 

2000 years ago, it was the fighting place.     

Now here it is another place for fighting as well.

2000 years ago, they were called gladiators.

Now they are called footballers.

2000 years ago, they were slaves.

Now they are heroes.

2000 years ago, they were fighting for survival.

Now they are fighting for glories. 

共去了三次圣西罗，第一次，极度兴奋，冤大头花了100欧搞了个离赛场很近的位置；第二次，学聪明了，去银行买票，31欧元，位置极佳；第三次，有些匆忙，在球场外的票贩子那买的，25欧，位置比上一次靠上一些，但视觉更有整体感，也不错。在现场看球的确令人兴奋，不过在场上表演的球员们实在令人失望，可我还是怀着对世界冠军的崇敬并期待圣西罗的英雄们――卡卡、因扎吉、皮尔洛、马尔蒂尼、加图索、菲戈、阿德、依布、克雷斯波――能给我们上演精彩，即便没有那么绚烂，哪怕是马特拉齐再搞个事情也好啊。我本期待着菲戈的任意球决杀；卡卡天才的突破，因扎吉灵光一点，吉拉蒂诺一骑绝尘。唉，全是失望，三场比赛，三个进球，其中一个点球，一个乌龙球，还有一个是拼到80分钟才勉强进的一个头球。另外，我感觉球迷也不像想象的那么激情，当然，在球门后面的铁杆迷们的确是激情无限，可其他的观众就没那么情绪激昂了，比我在切尔西时感觉差了很多。意甲的打法也是过于无聊，我一次都没见到后卫断球后直接找前锋的助攻，每每都必经中场，找卡卡，然后伺机出杀招。还是英超观赏性强，意甲太沉闷，虽然英国的长传中吊经常被人批评，可我就是喜欢，要不是这种打法，我们怎么能看到克劳奇两米多高的竿子也能倒挂金钩，奇了！不要以为我是米兰的球迷，我最爱切尔西。

一个莎士比亚虚构的故事却让意大利的小城维罗纳远近闻名。我也是慕名而来，下了火车一路找那个虚构的阳台。终于，来到了一个不起眼的门前，人真的不少，走进去，两侧黑漆漆的墙面真是“内容丰富”，爱情宣言满墙都是，有的是直接写的墙上的；有的是用便条纸贴到墙上的；有的可能怕纸不够结实，就让口香糖发挥了一下它的顽固黏性；有的没有纸只有口香糖，那么直接将口香糖“平扑”，在其上直接宣誓；有的看到实在没地方了，就干脆大笔写在别人写过的地方。虽如此，可要寄托爱意的人们还是抠墙挖缝，一定要找到点空白。穿过走廊，抬眼就看到当年罗蜜欧爬上爬下的大理石阳台，阳台下立有朱妹妹的铜像，大家都争相和她合影，可是不知道为什么每个人都要趁机摸一下她的胸部，后来回去查了半天也不知道为何。管他呢，咱也留个袭胸照。又参观了一下这个虚构故居的里面，典型的中世纪风格。什么是中世纪风格？我也不知道，就是觉着建筑布局没有规律，像是欧洲愚昧的中世纪，中国的中世纪在这方面可是讲究的很啊。可是，欧洲愚昧了800年后，人家文艺复兴了，人家启蒙了，人家工业革命了；我们中世纪过后，进入明朝（有些人这么区分中国历史的，说明朝前为中世纪，后为近代），我们禁锢了，我们落后了，我们挨打了。庆幸我们现在翻身了。我扯远了。

去威尼斯很匆忙，早上7点的火车，6点出门居然TMD没地铁，情急无奈下打了个的，总算没误了火车。到威尼斯也快10点了，要在4个小时内逛水城一遍，我和老仇玩了命的走。去年来过一次了，觉得没什么新奇的，这个水乡也没什么可看的，除了颜色亮丽一点，我感觉不如苏州有韵味，威尼斯帝国的强盛和著名是因为其港口的繁忙，苏州水乡的文化底蕴要深邃得多，就是水比威尼斯的臭。一路向着圣马可广场走，这个广场很招人喜欢，教堂和其他意大利的教堂风格不一样，没有那么多张扬的雄壮气，偏重一些内敛的灵秀气。高高耸立的几根柱子也很好，包括那个钟楼，还有鸽子。没时间享受那么多了，我们得往回赶，路上拍了些贡多拉在水巷中穿梭，感觉还不错。2点多的火车回米兰，一路急趋步。急什么呀，欧洲火车只要有票坐哪趟都成啊，还打taxi，有病吧。其实，来也匆匆去也匆匆感觉像上厕所的旅游方式也挺让人郁闷的，我也不想这么赶的，关键是晚上回米兰有事，但不是for business，是今晚8：30在圣西罗，AC米兰对阿斯克利，不容耽搁。

佛罗伦萨，欧洲文艺复兴从这里开始，据说世界上有一半的顶极艺术珍品在意大利，而其中有百分之六十在佛罗伦萨。还是因为以前来过了，加上老仇对博物馆没什么兴趣，我们没有去学院博物馆看真大卫，也没去乌菲兹看维纳斯，就在城里瞎转了转。佛罗伦萨建在山谷中的盆地里，阿尔诺河流穿城而过，因而，桥就为艺术家们提供展示才华的空间。Ponte Vecchio就是其中之一，相传这里是但丁和他恋人的相遇的地方。从远处的另一座桥上拍它，感觉很美，尤其是恰巧有对儿恋人在我所站的桥的桥墩支出来的小平台上亲密着，和对面的Vecchio桥相得益彰，相爱真好，怎能错过如此精彩瞬间，咔嚓。桥另一个平台上趟着四个teenagers，快乐的嘻嘻哈哈，嗯，年轻真好，咔嚓。陪老仇买18K金，这些商铺们居然直接给我们退税，就是说，买黄金珠宝时可以直接把退税当作折扣一样，直接在价钱上就给抹掉了，不过，还是需要添退税单，并在海关盖章，再寄出。

比萨，除了斜塔别的没什么看头儿，去的当天下雨。斜塔还是具有相当吸引力的，绕了一圈儿，又爬了上去，爬的过程中走在旋转的楼梯上，你会感觉你的身体一会向左倒一会向右偏，这是感觉塔斜的另一种方式，有趣。还碰到一对儿英国人，听英国人说英语还是挺亲切的。旁边有个人问那个英国男的说：“Do you like Americans?” 英国人答曰：“Not really, Americans are rude!” 然后还回头瞟了眼后面的那群美国人，哈哈。  

锡耶那，依旧下雨，到被称为世界最美丽的坎波广场看看，怎奈可恶的雨让我完全没有看出来这个广场有多美。直到我登上了那高耸的钟楼，从高出俯视砖红的小城时，才发现她是如此乱而有秩，小而完整。远望周围，一个字，绿，而锡耶那就像一颗红色的小瓢虫落在周围一片翠绿的叶子上。 

终于，从维罗纳到比萨再到锡耶那的阴霾结束了，眼前是阳光明亮的佩鲁贾。我很喜欢佩鲁贾，可能很大一部分是因为阳光的缘故。广场很悠闲，于是就坐下来晒晒太阳，听听音乐。最吸引我的还是休息过后，在山城里爬上爬下欣赏阳光小城的感觉，恬静、美丽。虽意犹未尽，晚上，还是搭车去了罗马。 

罗马蛮气派的，有两个地方值得一提。第一，从罗马中央车站的右边出口出来，左转向前，见到Via Vecenza右转有一家名为“复兴”的中国餐馆，值得一顾。倒不是因为他们菜做得多好吃，挺一般的，不过里面有个姑娘真的不错，声音甜美，长相俊俏，身材标致。真想说一句：“姑娘，你真漂亮！”可我为她而去他们餐馆吃了三次也没敢说出口，呵呵。还有就是卡拉卡拉大浴场，它更彰显了古罗马的气派。浴室面积之大可容纳1500人共浴。作为一个交际场所，里面各种设施应有尽有，图书馆、艺术廊、会议室、演讲厅，连祷告的教堂都有。看到上面的花纹地面了，它也是艺术的殿堂。其实像这样的“洗浴中心”随着人们消费欲望的不断提升，在中国无论大小城镇都随处可见。就说我们长春的一家吧，我听说后简直就是愕然。一家洗浴中心，是一座拥有23层楼的大厦，其中各式洗浴一应俱全，有20多层的客房共客人休息，餐饮、健身、娱乐设施也是无一不有。但说回来，中国的大型洗浴中心是经济发展刺激消费的产物，而卡拉卡拉早于我们2000年就存在了，古罗马山地人真会享受啊，也是大国的气派。现代的洗浴纯粹是消费场所，当然，也不否认有些人会选择在那里谈个生意、贿赂个领导之类的交际，比之卡拉卡拉还是低级了些。谁会想欣赏个艺术而去洗浴呢，可卡拉卡拉里面却收集了无数的艺术品。在中国有种地下行业很大比例的交易产生于洗浴中心，记得多年前和一个年轻的鸡头喝酒，他说他们的生意多数都在浴室，不知道卡拉卡拉里面是否也有。不过罗马人在里面准备了一个教堂，让那些干了坏事的人有机会忏悔一下，我们的洗浴中心里可没有，只有保佑财源广进的关帝圣君庄严而立。那些“特殊消费”的人们路过也偶尔会拜一下关老爷，不过他们丝毫没有忏悔的心思，只不过想给自己求点钱财运罢了，所以洗浴中心也没有提供一个供赎罪的佛堂这样的服务。卡拉卡拉告诉我们，中国的第三产业水平还需要不断的提高与完善。 

关于意大利，还想说的就是意大利的汽车，满大街都是小体积、小排量的车，比如奔驰公司的Smart，在那里很是畅销。我问了一下，原因似乎是因为意大利是世界上油价最高的国家之一，所以排量小的车走俏；意大利的停车位置实在是难找，所以小体积车就受欢迎。总之，现象就是这样。再有，意大利的冰淇淋实在是好吃，品种繁多，味道爽口，每天都不能错过。咖啡更是享受，难怪Starbucks会因为买意大利式咖啡而销遍全球。我喜欢Espresso，味道浓郁，香。图片上那家是开在西班牙广场边上的始于1760年的著名咖啡馆，很多名人都光顾过的。 

写完旅游感受，也该务务正业了，我们去意大利的目的是寻找服装业合作伙伴，把他们的产品引进中国，帮他们开拓中国市场。这次和几家公司接洽了一下，初步谈了一些，以上几个牌子还是颇有意向的。意大利商人给我的感觉是没那么多条条框框，比较随便，也比较不定。我们还接触了一家德国公司，德国人完全不同的风格，比较叫真儿。当朱容基总理骄傲地向世界打出“中国制造”牌的时候，我也曾经满怀爱国热情地随着激动过，后来，了解的多了也不得不为所谓的中国制造背后的尴尬和隐患惆怅过。来到意大利后，这些意大利人也满脸骄傲地跟强调说他们的产品是百分之百的意大利设计、意大利制造。我听得出来，当他们说“Made in Italia”的时候显然是相对于全世界无所不在的“Made in China”的，他们的数量和我们比起来虽是九牛一毛，但是，这简单的几个字在各自国家经济中的重量却是不一样的。人家能坚持100年的pure made in Italia而且依然能保持旺盛的生命力，而我们made in China能坚持多久呢？我们自主品牌何时能让made in China这几个字以新的含义让国人再度骄傲呢？

 总之，去了20天，旅游7、8天，累。还有最郁闷的事情就是意大利人的英语普及率让人难以容忍，估计比中国强不了多少。每次老仇让我问路、问这、问那，我就有想揪头发的念头，我认可自己找，自己解决，也不想费嘴皮子又比比画画还说不请，累。

 怎一个累字了得。

蜜和油是好朋友。蜜，天生丽质，合自然造化之工，集百花精灵之芳菲，长得一澄二清；油，人工合成，谁知道是花生、大豆、橄榄、还是芝麻哪个被刑讯蹂躏压榨后，逼供供出来的。哦，对了，长得有点黑，不对，怎一个黑字了得啊，所以还可能是地下钻出来的，石油。虽然出身差了点，不过，油还是很上进的，整天嚷着发明个滤油机好进去冲了澡、整个容、拉个皮儿，脱胎换骨，也想和蜜一样澄澈。其实，蜜从来都没有嫌弃过油。哥俩都各有特点，蜜喜欢滔滔不绝地白胡，所以，经常给油讲故事；而油呢喜欢抬杠，蜜也很无奈，总是被噎得够呛。这不，蜜又开始白胡他喜欢的历史了……

最近总是有意无意间和姓陈的“飙”上了。今天“中央一套”新品上“视”―― “大将陈庚”隆重推出，大家不要误会，“中央一套”还没有被抢注成功，“大将陈庚”不是其麾下产品，而是一电视剧（该打，该打，实不应该拿英雄玩笑，只不过是脑子里突然蹦出这么个不雅的调侃，惭愧忏悔中……）。近来又看《孟子》，一次孟老夫子跑到人家齐国，吃人家喝人家的，还天天指着人家国君鼻子骂，那个天天挨骂的小可怜儿就是齐宣王，也姓陈。

油：胡说，齐国分明姓姜嘛，姜太公是祖先啊。

蜜：emm…“油”子可教也，不过，你丫历史知识太少，听蜜细细道来。齐国的确是武王封给姜尚的，到了春秋齐桓公时期，陈国的公子陈完为避难逃到齐国，齐桓公见他可怜，就把他收留下来。怎奈连姜小白这么睿智神武又有管大明白辅佐的天才也没有瞧得出陈完的狼子野心，最终养虎为患。从那时起，陈氏一族就开始酝酿他们“代姜”的大计划。他们先是改“陈”姓为“田”，韬光养晦；陈家逐渐壮大后又开始收买人心。直到齐康公是，田家见事机成熟，当家人田和把齐康公给流放了，自己作了齐国的国君，后来，同三家分晋时一样，周天子被迫封田齐为候，自此，齐国易姓了。明白乎？

油：靠，太复杂了，讲点有意思的，比如花姑娘之类的。

蜜：抽你！不过，后面确有讲花姑娘的，嘿嘿。

不觉又想到吴三桂“冲冠一怒”为的那个“红颜”陈圆圆，红颜祸水，也是挨骂的命。对了，还有个“黑”颜祸水更被骂透海峡两岸，陈水扁。唉，怎么姓陈的都是挨骂的命啊？可不敢胡说，％￥※×～◎，小心鸡蛋、白菜帮子、墨水瓶。赶快躲起来再找个姓陈的夸夸吧，搜肠刮肚，还真有这么一姓陈的哥们儿，牛掰，那是相当的牛掰，他叫陈平，汉初大流氓刘邦手下阴招儿最多的军师。

油：哎，不对吧，最牛的军师不是张良吗？

蜜：没错，但是，最阴最贼的是陈平。

油：靠，你丫不讲究，你这不是还在骂姓陈的吗！

蜜：哦！对不起，我找个大人物给他正名一下。太史公司马迁在《史记·陈丞相世家》中这样评价陈平：“定宗庙，以荣名终，称贤相，岂不善始善终哉！”。怎么样，够臭美的了吧。

油：你丫还是不讲究，找人正名也不找个全乎人！

蜜：真想抽你！！！好了，再给你讲点知识，也再给姓陈的正正名。周武王灭商后，分封天下，把自己的兄弟儿子们封完了之后觉得不过瘾，还想找人封，就连商纣的儿子也给封了，当然后来他反了，当然又被鸡蛋（周公，姓姬名旦，看人家这名起的，多好记）给镇压了……扯远了，对不起。咱继续封，武王突然心血来潮，说，咱把古代圣王的后人也封了吧，就这样，想到了舜帝重华的后裔，妫满。就他了，封陈候吧，从此都给我姓陈。看，够辉煌了吧，陈姓都是舜的后人。

油：哦？不错不错，快给我查查我是哪个圣人的后代？

蜜：你丫是麦当劳卖给路边炸油条的废弃油再炸过油条后剩下的锅底油！

说陈平出身不好也得看跟谁比，还得看怎么比。那咱就跟张子房比比吧。张良世家五世相韩，贼有地位贼有钱，韩国国破时，家里还有奴仆三百呢。张良浑身名牌，出入都是法拉利、宾利等名种骏马车，在当时可是名流。陈平比起来就可怜多了，苦出身啊，家里有那么三十亩盐碱地，和哥哥生活在一起，还被嫂子瞧不起（而且他和嫂子还有奸情），家里穷，连个门帘都买不起，就用个破席子挡挡。在人家张良领衔主演《大椎刺秦》的时候，陈平连个“死跑龙套的”都算不上。唉，所以在陈平连“便当”都吃不上的时候，也发过牢骚说，“丫的，我不就是没生在新社会，没活在春风里，没长在红旗下嘛。要是在社会主义新中国，你丫张良就是黑五类的小崽子，我可是贫农出身，比你丫地位不知道高几百倍呢。唉，只叹生不逢时啊。”可陈平却没有因为出身比张良低而气馁，发愤图强，终于熬出了头，最终和张良一并成为刘邦身边谋臣的大牛和二牛。那么，陈平是如何从丑小鸭变成天鹅的呢（说陈平是天鹅，还真不是夸他，他长得是出了名的帅啊！）？

故事是这样的。陈平虽然家穷，可他哥哥对他很好，从小就看出弟弟终将出人头地，所以，作哥哥的毫无怨言的白养活陈平，任他整日游手好闲。其实，陈平并不是真的游手好闲，他非常勤奋，也特别聪明，而且志存高远、野心勃勃。由于出身低微再加上家贫如洗，在当时要想飞黄腾达的确有些困难，那时候，孔老夫子还不出名，也没有什么科举考试可以给个机会，可陈平就是不信那个邪，一定要飞一个给人们看看，凭自己的聪明才智，加上自己伟岸潇洒的相貌，保准成。终于，他想到了一个放之2000余年而皆管用的好办法――傍大款！所以，他整日结交名流，希望能通过他们混个地位。可是，经过一段时间后，他发现，不太奏效啊，而且，那些名流似乎对美男没什么兴趣，也不舍得给他钱花，没钱就没办法出头啊。陈平因此天天郁闷，天天对着镜子顾影自怜还念念有声，“天妒英才，我一代美男陈平，经受不住不能出人头地的打击……我咋就不能碰到一个有钱又销魂的表妹呢！！”

黄天不负有心人，终于有一天，天上掉下个张妹妹，陈平顿时高兴得手舞足蹈，上窜下跳。到底是谁让我们陈帮主那么着迷啊？千呼万唤始出来，原来是本地富翁张负的孙女刚死了丈夫，又单身了，这好机会陈平怎能错过。要说这张美眉还真是“销魂”，前后一共嫁了五次，把五任丈夫的魂儿都给销了，挨着个的魂销魄散，都给克死了。可就是这么个扫帚星偏偏被陈平看上了，非她不娶了，想着法的要表现一下自己，吸引一下注意，嘿嘿。于是，在张家办丧事的时候，他就颠颠儿地跑去帮忙，帮忙过程中还不时地耍帅，还故意很晚才走，就是要张富翁注意到他。看来陈平还是很会作秀，张负还真就看上他了，后来还特地去陈平家考察了一番。他来到陈家，第一眼看到的就是陈平家门上的破屁帘儿。可老张还是有慧眼的，没把注意力放到屁帘上，他发现屁帘下面门口的泥地上满是些车马辙痕，身为一个富翁，老张凭经验的就分辨出这些车马痕不一般，不是劳斯莱斯，也得是奔驰、宝马等名马车留下的，而且，还他妈的不少呢。老张一细想，看来小陈虽然是箪食瓢饮却也往来无白丁啊，有前途，马上决定把孙女嫁给陈平。

油：果然有花姑娘的讲，哈哈，快说说陈平和他嫂子通奸是怎么回事？

蜜：靠，你丫是色拉油啊！只关心这个。不过可以满足一下你那好色心。不是我说陈平和他嫂子有奸，是后来周勃和灌婴说的，陈平也供认不讳，看来情况属实。前面说过，陈平的兄长陈伯对陈平很好，可是陈平的嫂嫂却经常在外人面前数落陈平的不是。起因是这样的，邻居们看到陈平整日啥活不干，就知道吃，还长得如此英俊，问到：“贫何食而肥若是？”你给他吃什么好吃的让他长得这么帅的啊？其嫂回答说：“亦食糠核耳。有叔如此，不如无有。”意思是，跟喂猪一样，猪吃啥他吃啥，像这样的好吃懒坐的叔叔，不如没有的好。要不说，女人嘴碎真烦人，最后还把自己坑了，这事儿让陈伯听说了，怒冲冲地回家，不由分说，就地把媳妇儿给休了。

油：？不是有奸情吗？怎么他嫂子还不向着陈平？

蜜：原因就在与此啊！！陈平和他兄嫂的关系有点像武松跟武大、潘金莲的关系。我估摸着是陈平的嫂子见陈平长得帅呆了，不小心勾引了一下。而陈平和武松不一样，为人向来不羁；再者，那个年代人们还没有那么深的贞洁观念呢，儒家成为正统是几十年后的事，而对女人贞烈的要求是1000多年后宋朝的事，所以，陈平没武松那么多思想斗争，一拍即合，马上就从了，呵呵。可是，后来陈平一定是没把这个嫂子当回事，你丫陈平当了西门庆又作陈世美啊（呃，又一姓陈的，哈哈），嫂子怒了，没地撒气就和不知道哪个好事的如王干娘的骂骂陈平，可能是不好意思直接骂他薄情，改口骂他是猪了。但是，陈伯也不能只因为当嫂子的数落了几句小叔子就把她休了吧，况且说的都是事实。估计是二人奸情早被大哥发现了，碍于面子不好直接捅破，借着这个机会把她休了。

油：没意思，有没有细节描写？

蜜：你丫太下流，写陈平的没有，不过有写潘金莲的，叫《金瓶梅》，自己找着看去吧。继续给你讲知识吧，给你讲讲古代休妻的“理由”，称为“七出”、“七去”或“七弃”，即无子、淫佚、不事舅姑、口舌、盗窃、妒忌、恶疾。古代作女人难啊，作个名女人如陈嫂的就更难了，被休还得背着千年骂名。

陈平娶了扫帚星之后，非但没有被克了反倒运气亨通，借着傍大款来的银子，终于得以施展才华，踌躇满志，开始了他在历史舞台上真正的主角生涯。后来，估计他是参加了个什么“超级男生”的活动（太史公在《史记》中没表），陈平稍微露了一下点，就一炮而红，身价暴涨。别想歪了，人家是显露点才华。一般这时候都会有些有实力的大集团争着要他，第一个和陈平签约的是魏国，总裁叫魏王咎。那么，陈平在魏国混得如何呢？且听下回分解。

“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史记·货殖列传》深刻论述了人们见“利”字而“趋时若猛兽鸷鸟之发”这一现象。太史公认为“富相什则卑下之，佰则畏惮之，千则役，万则仆”，此乃“物之理也”。意思再简单不过了，谁有钱谁他娘是老大。这是从阶级角度来看商业的，若从经济的角度分析，司马迁所论也表明了春秋末期（普遍认为是中国商业的开端）的中国，生产水平达到一定高度，产品得有剩余而能满足一定的供求关系，促进了商业的发展。中国人是一个优秀的、特殊的民族，我一直这么认为和自豪着，所以她的商业发展一定同中华文明在精神上有着一种通灵，比如说，我们能从战国大商人白圭的“吾治生产，犹伊尹吕尚之谋，孙吴用兵，商鞅行法是也”言语中获得些启示。那么，中国古代商人经商的“神”到底是什么呢？我们就分析一下。无论研究什么概念，我都喜欢从文字及含义入手，那么，就从“商”字讲起吧。

“商”字的来历大致是这样的。二十八星宿中之“心宿”名为“商星”，又名大火星，甲骨文中的“商”字形为一个底座上插放着火把的样子，义为“焚柴祭天”， 殷人崇拜商星，他们祭祀大火星时以此作为大火星的象征。因为崇拜，殷人以“商”命名其部族，进而又成为他们统治的朝代的名称。而“商”字被赋予“商业”的含义却是由于商朝的灭亡，商族人被迫以经商为生，所以后来把经商的人叫做商人。（注意一点，在古代“商”和“贾”是有区别的。以奔走运输贩卖货物的为“商”，靠囤积牟利的称为“贾”，故有“行商坐贾”之说，后来商贾连用，泛指商人了。）另外，欧阳修在《秋声赋》中说：“商，伤也。”再有，古代将宫商角徵羽与四季相配，商音配秋。秋天草木凋零，而古人认为草木凋零是神灵残杀的结果。“商”的“伤”义与“秋”的“凋残”都是哀怨的基调，陶渊明《咏荆轲》诗云：“商音更流涕”，也是在说“商”之悲凉。很有意思不是吗！记得《刘老根》里有一句台词是这样的：“商人就是不断地让人受伤”，我一直很佩服老赵，看来他还是蛮有学问的！话说回来，不正是商业竞争的残酷导致了无数的悲凉吗！

 如前所述，中华商业开始于春秋末年，第一个为人们津津乐道，并争相追捧的大款就是被称为商贾鼻祖的陶朱公。陶朱公就是范蠡，字少伯，春秋末期楚国人，曾从师于计然（丫也是大款），学得济世齐民之术，经越国大夫文种举荐而相勾践。范蠡助勾践称霸后，毅然离开，带着美人来到了陶地，他认为陶乃为“天下之中，诸侯四通”，定能致富，果然，十九年间他三致千金，富甲天下，“陶朱公”大名也饮誉古今，成为巨商富贾的代名词。当时与之齐名的还有一位，他就是孔子的得意门生，子贡。姓端木，名赐，字子贡，又作子赣，亦称作卫赐，春秋末卫国人，孔子很欣赏他，“七十子徒，赐最为饶益”（《史记-仲尼弟子列传》）。大家知道子贡，多是知其贤，“常相鲁卫”，能在两国为相，足见其德与贤能；再就是能言，口才好，与宰我齐名，史记中记载了这么个故事，田常想打鲁国，孔子怕家乡遭殃，知道子贡比较能忽悠，就命他出面摆平，子贡不辱使命，辗转于齐、鲁、吴、越、晋之间，凭借三寸不烂之舌，“存鲁，乱齐，破吴，强晋而霸越”，后世之苏秦、张仪恐亦不能望其项背。而子贡又是名副其实的大儒商，《论衡-知实》中云：“子贡善居积，意贵贱之期，数得其时，故货殖多，富比陶朱”。那个时代的商人最以陶朱公和子贡为代表，故有“陶朱事业，端木生涯”一说，是对商人成就的赞誉，当然还有其他一些人，如计然、白圭、猗顿等等，不赘述了。

在那个百家争鸣年代，“商家”虽不是显学却也有一席之地，然而，随着历史的推进，有一个小哥名叫公孙鞅，在秦国变了个法，说“重农轻商”，再加上儒家的几个哥们跟着起哄，就排出了一个“士工农商”的坐次，商人就此没了地位。豪商巨贾虽然还有，可就是没了前辈们的风光了，以致吕不韦不得不利用“奇货可居”的嬴异人而转型，但还不得善终；沈万三“三聚三散”还是被朱元璋给剁了，可怜啊。自大汉开辟丝绸之路到盛唐长安的世界贸易中心，再到宋元经济的空前繁荣（资本主义都萌芽了，可是也被扼杀在萌芽了），都没有什么知名的商贾传奇为人称道。直到明朝中叶，中国商业迎来了一次繁荣。世界上航海技术的发展促进了海外贸易在中国的发展，中国传统商业从以贩运奢侈品和土特产、为社会上层集团服务为主的商业，向贩卖日用百货、面向庶民百姓的商业转化，再加上一些政治上的因素等等，造就了以山西晋商和徽州徽商为代表的所谓十大商帮，并开始了他们的演出。然而，为什么这些人敢于挑战传统的价值取向，敢于冲破地位的束缚，大胆地以商人标榜自己，以商人为自豪呢？其实得益于一个叫王守仁（王阳明）的提出的新儒学。他认为“满街是圣人”，又说“四民异业而同道”，还强调穿衣吃饭等人生基本要求、人对物质和精神的欲望等等都视为道，合乎天理，剥掉了程朱一派对道和天理所加的光环，还原一个本质的社会。正是他和他学说的后继者把儒学世俗化和社会化了，同时，就是对传统“士工农商”的价值观的挑战，也为后来商帮的崛起提供了理论支持，徽商的“儒而好贾”即是体现。尤其到了嘉靖、万历年间，张居正推行经济制度改革也否定了重农抑商的传统，强调说：“商不得通有无以利农，则农病；农不得力本穑以资商，则商病。故商农之势常若权衡。”把商业的发展提到与农业并驾齐驱的地位。在这种思想和政策的支持下，商业的发展不方而喻。

 简略说说商帮的形成与发展。明中叶之后，在中国商业中有所谓的十大商帮，分别为山西、徽州（今安徽黄山地区）、陕西、福建、广东、江右（江西）、洞庭、（今苏州市西南太湖中洞庭东山和西山）、宁波、龙游（浙江中部）、山东商人。其中最著名、持续时间最长、最具影响的当数山西晋商和徽州徽商。他俩家汇聚了天下的财富，“富室之称雄者，江南则推新安，江北则推山右”，说的就是徽商和晋商。晋商崛起于明初，朱元璋洪武初年为了供应北部边防粮食供应而实施纳粮中盐的开中法，山陕商人凭借地理之便迅速崛起。晋商的活动范围从黄河流域南到四川，福建，北至东北、蒙古、新疆，甚至垄断了对俄恰克图的贸易。经营项目包括茶、粮、棉、布、丝绸等等，典当和高利贷也很有名，道光年间“汇通天下”的票号生意更是显赫一时。著名的商人和商号更是举不胜举，如，渠本翘、雷履泰、乔致庸等等；商号如，大盛魁、日升昌、大德通等。徽商形成于明代成化、弘治年间，主要经营盐、粮、茶、布、典当、木材等行业。明代徽商的“足迹遍天下”，“诡而海岛，罕而沙漠，足迹几半禹内”。徽商以盐和茶为主营业务，清末也涉足票号业。著名商人如汪凤龄、胡雪岩等等。

 中国商业发展的脉络大致如此，纵观古今中外的商人，中国商人算不上最优，但是，中国商人身上却有着一种共通的“道”，这种“道”影响了中国2000多年的商业史，它蕴藏着中华5000年文明的精髓。接下来，我们就研究一下中国的大商之道。

我们先稍微的了解一下这些豪商们。陶朱公据说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对养殖业有系统研究的人，也是第一个大范围发展养殖业的，还写了本养鱼红宝书――《养鱼经》。不去讲这本养殖教材教了些什么养鱼方法，只说里面一句话，也是陶朱公为人为商的宗旨，即为：“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此中深意足见其德行高尚。子贡也是“愽施于民而能济众”，很多史料都记载了他掏巨资赎回一批鲁国奴隶的善举。故《盐铁论·贫富》中对二人称赞有佳，说：“子贡以著积显于诸侯，陶朱公以货殖尊于当世。富者交焉，贫者赡焉。故上自人君，下及布衣之士，莫不戴其德，称其仁。”我觉得“仁德”二字是他们成就大商之业的根本所在，当然，我不否认他们（包括白圭等等）摸索出来很多经商的诀窍（其中不乏现代商业的理念，如，如何把握市场供求，仓储管理，物流管理，现金流的管理等等）。但，我更认为，成就大业必须以立德为根，在境界上要达到相当的层次，不然，永远不能有大的作为，永远只能被称为小商小贩罢了。“小胜凭智，大胜靠德”此乃真言。

 再看明清时期的晋、徽商人，总结来说，他们的成功不外乎“诚信”和“以义至利”。什么“无商不奸”、“见利忘义”等等的词汇不是用来形容商之大者的，因为这些人知道“信”和“义”之于商家是何等的重要。徽商许宪由曾言：“惟诚待人，人自怀服；任术御物，物终不亲。”晋徽商人历来看重“财自道生，利缘义取”，“人宁贸诈，吾宁贸信，终不以五尺童子饰价为欺”，主张重信守义的一贯的商业操守，为自己在竞争中赢得信誉。以义取利是晋徽商人对中国传统伦理的恪守，更高明的是他们对“义”和“利”的辨正关系有着深刻的领悟，他们深知“利人者，人亦从而利之”的道理，所以他们奉行“智巧机利悉屏不用，惟以诚待人”的商道。

 那么，大商之道到底是什么，我认为一个“仁”字可全概之。此前讲的中国商人的行商之道归结起来不不外乎是“德”与“道”，“诚”与“信”，“义”和“利”几个字而已，细究之，会发现这几个字就是以儒家思想为主体的华夏文明精髓的体现。德与道相伴而生，德是本，道是源。孟子云：“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强调的是顺天应道之至理。“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自强不息是道，又说君子当从此道而行厚德。意思是说，有德无道亦不能成事，故曰“道德”，实不可分也。商家若能做到进退从道、内外同德，则可“君子有不战，战必胜矣”。“诚”，作为一个哲学范畴是儒家经典《中庸》提出的：“诚者，天之道也”，意思就是真实。周敦颐说：“诚，五常之本，百行之源也。”诚是一切德行的基础。“信”是仁义礼智信五常之一，宋代朱熹认为：“信便是真个有仁义礼智，不是假”。这个“不假”说得好，为商信誉第一，没有欺骗（尽管在多数商业中很难有不欺骗的），但凡是大商者必重信誉，这是长期发展的前提。“义”和“利”长久以来就是儒家争论的话题，《孟子》开篇就把梁惠王骂了一通，说他重利而轻义。其实，孟老夫子太叫真了，谁说义利不能并存呢！儒家另一个重要的“子”――荀子就曾经曰过：“义利兼有，以义制利”，荀子已然看透了义利是辨正的关系，是可以相互并存并互相转化的，晋徽商人领悟了这一条就发迹了500年。（题外话，荀子也比较倒霉，可能就是提出了点不同于孔孟的意见，后世儒者就没给他老人家立块大圣人的牌子，不过，他的确是了不起的，他的思想是儒家、法家的结合与升华，不失高洁而有切实可为，所以后来他的两个徒弟都牛了，韩非和李斯，虽归法家，但却源于荀子。）

 “仁”是儒家思想的精髓之一，为什么说大商之道为“仁”，先来看看“仁”的含义。孔子说“爱人”就是仁，又说“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弟子向孔子请教如何才能做到仁，孔子答“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恭、宽、信、敏、惠”。由此可见，我们总结的中国古代商人的“道德诚信义利”观皆是仁之体现。其实，孔子的仁的含义还很广泛，但已经将为商之道说得透彻了。我更倾向于“仁”就是“人”，不需要那么复杂，用做人的标准来衡量经商就好了。我认为做人能做到什么境界，为商才能到达相应的境界。“商以智为本，而智以人为枢，故欲战略领先者，必以智为之，而实以人恒为之。”前面列举的很多商人，他们从商的故事也都是在说他们做人的故事，他们留给子孙后代的经商宝典，也都是类似家训一般的做人的道理，因为他们认为经商和做人是一回事，孔子2000多年前就给我们设计好了，就是一个“仁”字，故曰“商道”即“人道”，大商之道曰“仁”。

天下何思何虑？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易》

Before the new retailing system was introduced to the company, it was ‘welcomed’ by criticisms and complaints. After being implemented, what it actually brought to our store were problems, conflicts and inefficiencies. You may ask, what could be the reason? It is due to nobody has been aware that the new system is not merely a computer system linked by cold, grey wires, but more importantly, a social system surrounded by people who have different values, perspectives, goals, backgrounds and even personal bias towards it. So, what this illustrates here is a typical social technical CRASH, demonstrating that technology means nothing if no care is taken with the people who are supposed to use it.

The CRASH was actually triggered by the anger of a customer who failed to gain the credits promised by the current sales promotion program when paying at the cashier. One policy of this sales promotion says that anyone who spends up to RMB 200 will gain RMB 100 as credit, which should be automatically stored on the shopping card issued by our store. Additionally the policy allows consumption accumulation, which means the credits can be obtained by separate payments as long as the total reaches RMB 200, not necessarily in one go. However, the problem occurred because the new system did not functionally support accumulation as the software seller promised. As a result this customer was irritated eventually and refused to continue his shopping. In order to sort this problem out, the store decided to stop using the system for credits giving, instead, the primordial paper vouchers. Seemingly we lost a single transaction; however, we could almost lose this customer forever; worse, we’ve got our reputation damaged. But even worse, the problem just began.   

Apparently the conflicts seemed to sit between customers and the store; however, in essence the problem was caused by the conflict between the Business Department (BD) and the Financial Department (FD) of the store. Some details of the management team’s history should be briefly introduced to make the whole story clear before we go further with the discussion. It is a brand new team that comprises of two basic groups of people in a sort of cooperative basis. On one side people are old colleagues, in this case who belong to FD, while the others are new comers who are the ones in BD. And they did not trust each other much. What made this situation more complicated is that the top failed to harmonize the two collaborative groups at the very beginning of the cooperation. So, the disagreement on the selection of the retailing system was typically one of the direct consequences of the mistrust and discord. The current system, which was actually the choice of the top, was familiar to neither FD nor BD. Thus, the results had to be conflicts, complaints and reluctance in use.

It seems that the functional limitation of the new system is the basic reason responsible for the problems happened within this sales promotion, however, it is not the reality. In fact the functional limitation was just playing a role as the explosion point of the conflicts between BD and FD. The fundamental problem here is not about whether the new system supports the desirable functions as required, but whether it can be used properly as expected.

Here, I do not want to talk too much about the conflicts; what I am however interested in is what made the technology useless. Theoretically it is because information systems are social systems whose behaviour is heavily influenced by the goals, values and beliefs of individuals and groups, as well as by the performance of the technology. Moreover, the majority of opportunities and risks thrown up by information systems are largely concerned with organisational, business, social or human aspects, and not with technical detail. Let’s approach this problem from the angle of Socio-Technical theory.

Although the socio-technical approach is designed to be applied into the information systems development process, it is definitely a useful tool for analysis as well. The basic principle of socio-technical theory is particularly focused on leading to a new organizational environment for information handling which social factors can effectively perform their roles. As emphasized again and again, information systems are not seen as isolated technology constructs or repositories of data, but as systems involving people and being embedded in human organizations. They are, therefore, primarily social systems which rely to a greater or less degree on technology.

So, I am going to carry out my analysis by using some insights from socio-technical theory and systems thinking theory.

Firstly, the IT-based systems often fail to bring the desirable benefits that they are intended to produce, even they are well designed. In this case I have to say that the new retailing system did have functional limitation, but what really overrode the intended performance of the technical system were the ‘social dynamics’ of the organization within which a technical system is embedded. The social influencing factors in this case are, [1] the discord between two groups of collaborative partners made the cooperation hard to carry on; [2] the disagreement on the choice of the system made the situation worse; [3] poor communication delayed the problem-solving; [4] no training for the new system lowered down the effectiveness and efficiencies; and [5] the nature of ‘resistance to change’ led to lack of commitment to work.

Secondly, socio-technical theory conveys ethical concerns which embody a fundamental value of that people should have a share of the benefits brought by the new technology in their workplace. It is measured not only by the increase of wealth, but as the betterment of the human conditions. This can be viewed as job satisfaction, which is a good ‘fit’ between the job expectations of the employees and the job requirements from the organization. As mentioned before, the BD preferred another brand, which they used to use for years, but it was rejected finally because of the cost. Since the purpose of hiring those professional people was to use their experiences and abilities in retailing business to attain a better achievement of business, we promised them enough independent power to carry out their strategies of doing business without constrains. But the rejection on their recommendation of the system, which was regarded as critical for the company by them seriously, made them feel mistrusted from the boss and led to discontents, and more, the unfamiliarity to the new system reduced the work efficiencies and effectiveness, thus severely affecting their job satisfaction.  

Finally, I would like to conclude from the view of systems thinking theory (STT). A system is much greater than the sum of its parts, but a product of their interactions. STT stresses the need to treat any system as a whole. It focuses on how thing being studied interacts with the other constituents of the system. This means systems thinking often take larger number of interactions into account instead of isolating smaller parts. In this case, if we want the new retailing system work properly, we need to take all aspects surrounding it into consideration to improve its utility. Therefore, many management issues should gain more attentions as well as technical ones. How to compromise the cooperative conflicts; how to integrate the whole team strongly and systematically; how to improve the communication; how to get the users participated into the system improvement in order to make it ‘fit’ to the organization, the people and the business well; and etc.; are significantly important for new system’s survival at its new home.

Sometimes actions are initiated by good intentions, but good intentions may not lead to good results, on the contrary, they may result in disasters. This is primarily due to that people usually focus more on the intention but ignore the side effects of the expected result based on this intention, which may even make the situations worse. So, please remember: “The road to hell is paved with good intentions!”

还记得在Warwick修市场营销学（Marketing）的时候，老师在布置完作业后说，如果你们能在作业里将我书上关于Marketing的定义写上，你们就确保了一分的成绩。大家当然无一例外的都把这段简短定义抄了上：

Marketing is the management process responsible for identifying, anticipating and satisfying customers’ requirements PROFITABLY.

注意Profitably，它是在强调营销的目的是赢利，促销（Promotion）作为营销4P的重要元素当然同样是在强调“making money”这一永恒主张。可是，有的时候，事与愿违。

促销是什么？从本质上讲，促销就是沟通。促销是指企业运用各种沟通手段，向消费者传递产品、服务与企业信息，使消费者对其产品、服务产生兴趣、好感与信任，进而作出购买决策的活动。就零售商而言，其作用在于吸引、刺激消费者感知并接受零售商的经营政策。对存在顾客，旨在提高认知度；对潜在顾客；则意在加强了解并接受零售商的经营。说白了，促销就是商场极尽能事来勾引、利诱、蛊惑、欺骗消费者买我们的东西，说笑了，声明：我家不是黑店。

从策略上讲，促销可分为乘势、借势和造势三种方法。首先，乘势是要利用市场旺季和重要节假日来突显自己以吸引消费，如五一、国庆、情人节、春节等等，商家都会使出浑身解数大捞一笔。第二，借势是要利用时下关注度高的重大事件，借题发挥，为己牟利，譬如，吉林化工大爆炸，饮用水被污染，黑龙江的商家无不利用此次机会大肆促销瓶装水，借机赚了一把，嘴上还TMD说为了人民健康要竭尽全力保证供应。第三，如果别人无事，就自己搞点事情，没有机会创造机会也要上，这就是造势，自己找个理由，吸引关注，比如，周年店庆、月末酬宾之类。最后，还有些更牛的，什么势不势的，大爷想搞就搞，什么理由都不需要，大爷今天心情好，明天就全场5折。其实，别看他表面挺牛的样子，不知道心里藏什么心眼呢；也可能是被别人挤兑的，但是面子还得撑，一会儿告诉你为什么。

从目的上讲，促销的开展无非有主动与被动两种原因。主动原因如，新品上市，吸引顾客；主动出击抑制竞争对手、争夺市场；奖励顾客，增加销量；清除库存以缓解库存和现金流的压力等等。被动原因多数是由于竞争对手正在搞促销，无奈跟进，主要是怕失去客流，也为了保证销售。

从技术上讲，促销基本有四种方式，广告宣传、销售促进、人员推销和公共宣传。而其中最容易量化回报的就是销售促进了，它是指商家运用各种短期性的利益诱导，刺激或鼓励购买的一种促销方式，它包括很多手段，如路演、买赠、返劵、抽奖等等其他活动。有些商场为了吸引顾客，搞的活动是五花八门，比如，美女现场洗澡来促销浴盆；穿着内衣跑到楼上就送羽绒服等等。然而，现下最流行的、也最有吸引力的就得数返劵了，诸如“买300送200”、甚至“买500返500”的活动，作为消费者大家都感受过这样的“实惠”吧。

一个合理的、健康的、精心策划的促销活动无疑会给商家带来丰厚的回报，但是，由于市场的不规范和一些商家的不正当竞争，本来健康、活泼、多才多艺（促销多样性）的促销宝贝已经被蹂躏得异常野蛮、极端了。当促销已逐渐成为商场争取市场份额，甚至市场扩充和市场生存的唯一手段时，我们已然看不到“终端促销”曾经拥有的难以忘怀的优雅、引人入胜的新奇和流连忘返的享受了，取而代之的只有盲目的、嗜血的价格厮杀。打折、返劵已经成了多数商场攸关生死、不得不为之举了。作为消费者，价格的多变和返劵的迥异也使我们产生了怀疑；而作为商家，其实我们很受伤。

现在跟大家谈谈如今返劵的促销方式给商场、供应商、消费者和整个零售市场带来的影响。

先来简单地算笔帐，以某商场搞“买300送200”的促销活动为例。商场和供应商的基本经营信息如下：

l        商场和供应商以扣点的方式联合经营

l        商场平均扣点率为25％

l        供应商从生产商进货的价格为3折

那么在这次活动中商、供两家的利润产生情况是这样的，顾客花了300元钱而买走了500元的商品，就商场而言，只有300元的现金收入；对供应商来说，实际上是卖了500元的货。

先算商场的收入，为了保证与平常的收入相同，商场不能按照平常25％的扣点返款给供应商，那么该如何计算呢？如下：

l        300×25％＝75（由于商场实际收入现金300元，商场所得收入应为75元）

l        500×75％＝375（如若依旧以25％的扣点返款给供应商，金额应为375元，这样的话商场损失严重，故而在促销期间要提高扣点）

l        300－75＝225（商场欲保持75元的收入，则当返还供应商225元）

l        1－225÷500＝55％（所以，商场当将扣点提至55％才能维持应有收入）

再给供应商算算，商品进货价格为售价的3折，即30％，再减去日常经营的基本费用大约10％，如果按前所述商场再扣掉55％，那么供应商的利润为：  

      1－30％－10％－55％＝5％

5％的利润实在是太可怜，当然，在作返劵促销的时候商场也会主动承担一部分，比如，将扣点调到50％，供应商此时就能剩利润10％。如果销售量提高一定程度，双方还是可以赚钱的。这说的是300返200的情况，如果300返300、200返300的话，供应商一定会赔钱。为什么？因为商场黑着呢，扣点多少他说了算，商场要在保证不赔的情况下才会考虑让扣点给供应商。当然，这是说商场power比较强的情况，供应商还得巴结商场呢，不听话就得撤柜，被扫地出门。再有就是供应商的power比较大，比如一些一线的牌子，根本不把商场放在眼里，商场还得卑躬屈膝地竭尽办法留住这个财神爷，所以，根本不敢惹，人家不高兴就不参加你的活动。另外，power强的商场也不敢对供应商太狠，一旦把供应商欺负急了，下次人家不会再与商场合作了，商场也就开不下去了，考虑到这点，商场还要维护供应商，一般会让扣点的。当然，我不否认有些商家在打折返劵期间有虚高抬价的行为，但是，现在消费者的眼睛那是相当的雪亮，而且购物时已经不是“货比三家”的初级阶段了，现在流行的是“劵比三家”。他们对价格了如指掌，很难被骗的，所以，商家的虚高抬价会给自己带来严重的信任危机，一般的商家不会这么冒险的，就是抬了，也只是个别牌子的个别行为。总之，促销的结果就是大家都不挣钱或赔钱。

KAO！！既然赔钱还搞个屁啊！！其实不是我们想搞，有些时候是被逼的，竞争对手在搞，我们硬着头皮也得跟。那么，为什么人家敢搞？因为人家“牛掰”。第一，人家是生产商与商场直接合作，把中间供应商的利润省出来和对手拼，我们当然拼不过。比如说在北京，商场（如中友、安贞华联）的返劵力度实在是大，小促销周周搞，大促销月月上，动辄就是200返200，我还见过200返300。由于对每个生产商来说，北京都是极为重要的市场，所以很多都是自己作，不用中间代理，这样他们先是实力占优，进而又省掉中间商利润，所以敢配合商场一起玩大的。长春则不同，多数品牌都是由中间代理商来作市场，利润空间小，所以玩不起。第二，那些知名商场有大量固定的消费人群，他们也敢大力度返劵，人家靠的是薄利多销，而一般商场就不敢了。第三，还有一种商场有个“无耻”的性质叫“上市公司”，他们更敢玩，就是玩赔了也不怕，他们要的是销售业绩而非利润，这边赔了，股市上他们能赚回来，而且赚的更多，我们普通老百姓的买卖怎么玩的起啊。拿长春亚太富苑来说，亚太集团每年允许他赔300万，他们看重的是销售业绩的提高，作商业所带来充足的现金流来缓解集团其他产业现金的紧张，另外就是抄作亚太富苑上层的房产价值。可见，人家不是为了作商业而开商场，是另有他图，我们比不了。

可是，人家要玩，我们还不得不跟着玩，不然就没有客流，没有销售，如此商场也就离倒闭不远了。返劵还有一个负面结果就是，消费者已经被不停的返劵促销惯的不行了，没有返劵、打折根本就不买东西，所以，促销还得经常搞，不然，商场就开不下去。所以说，“不促销是等死，促销是找死”。

这种价格战似的促销是不健康的，中国现今的零售市场已然被这些不正当的竞争手段给搅乱了，所以，商家们都在期待着政府能出台一些针对促销的限制性措施来调整市场，使之趋于规范。北京市如今已经有一些政令开始实施了，我们期待全国性的政策出台以使中国零售市场在正当的竞争中健康发展。杂乱无章的促销也使消费者对商家的经营产生怀疑，不利于忠诚度的培养。另外，也给消费者养成了不良的消费习惯，一旦形成，市场将很难再调整回来，随着未来规范促销的政策的实施，商家将不得不重新引导消费者的消费习惯，但是现在“恶习”已然养成，改之难矣，法令和市场的双重压力将会压得商家一段时间喘不过气来，但是，只要市场能变得规范，我们还能坚持多喘一会儿。

在未来10年内，中国的零售市场和零售业的经营方式将会被重新洗牌。红海越来越不好混了，抓紧时间开辟蓝海吧。

前些天参加了一个项目考察，去了一趟农村，东北的农村，名为劝农山镇。和一个村支书聊了聊，发现自己读到的、印象里的农民、农村和这次听来的有些出入，回来后又翻了些东西，写篇blog算是个总结吧。

这里得名“劝农山”还是很有来历的。相传康熙年间，皇帝御驾狩猎到此见有几眼甘泉便安营扎寨，又规劝当地猎户改猎务农，从此人们于此建村耕耘，逐渐人丁兴旺。后来人们将山泉命名为“康熙泉”，称此村寨为“劝农山”。翻开历史，康熙劝农的故事还有很多，在农本经济的封建社会农政乃国之根本。元代王桢《农书．自序》曰：“农，天下之大本也……古先圣哲，敬民事也，首重农。”明徐光启《农政全书》称农业为“生民率育之源，国家富强之本”。

很多人认为重农是封建时期生产力低下使然，工业革命之后则不必。而历史已然否定了这种偏见，最早发动工业革命的英国由于过于重工轻农，农村被破坏严重，农民被迫涌入城市，并引发严重的社会问题。后来德国、日本、美国厉行工业化道路时无不汲取英国的教训，十分注重工业、农业的平衡发展。可见，摒弃农业的工业化进程是危险的、不健康的。

工业化主要有两种发展方式，【一】自主性生产力的提升和原始资本的积累而致使手工业向工业的自然转化，也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工业革命的方式；【二】是由外来资本和先进生产力注入的带动性的工业化。回眸新中国工业化发展的道路与农业的关系，主要经历了两个进程。改革开放之前，我国主要是自主地发展工业，在资金极度匮乏的当时，主要是依靠农业的剩余价值来发展工业的，所以，农业当然是国政之重。改革开放之后，我国工业的发展则主要是依赖于国外资本的注入，然而此阶段工业超速发展的同时，农业的发展却没有迈出相应的步伐而引发了诸多的问题。这也是我们常关注的“三农问题”的根源所在。

何为“三农问题”？所谓“三农问题”即为“农业问题、农村问题和农民问题”的总称。农业问题主要集中在农业产业化的问题；农村问题涉及城乡差别、户籍制度改革等问题；农民问题则可分为素质提高和减负两方面基本问题。中国的“三农问题”是国家工业化进程中城乡经济社会变革不同步造成的结构偏差问题。三农问题的严重性，急待解决的迫切性和解决的艰巨性都超乎想象，已直接关乎社稷存亡。很多学者认为“三农问题”是小农经济与市场经济碰撞的结果，还有些人认为是由“二元化结构政策”所导致的，等等。无论何种，咱都不是专家，更插不上嘴，这里我想谈谈我听到的一些关于农民的素质问题和现下国家三农政策之间的一些矛盾。

看过很多的文章都在强调农民兄弟没有政治权利，是政治边缘的弱势人群等等。我也承认存在这样的问题（如农民选举人大代表的人数是城市人的四倍，就是说四个农民的权力等于一个城里人的权力），但是，问题并不是这么绝对。比如说，我们城里人真正体会过什么叫“民主选举”吗？没有吧！可我们的农民兄弟却享有最朴实民主选举――“海选”，羡煞我们城里人啊，我们还不知道什么时候能自己选市长呢！！可是这种看似更高级的更民主的选举制度是否真正产生更有效的结果呢？一个村委书记如是说，很多农民根本没有什么民主意识，他们选村长时基本本着几个想法来投票的，【一】关系，多为家族关系，不管你有没有能力，是我们家人我就选你，他们觉得自家人一定偏向自家人。【二】盲目，容易受人煽动和欺骗。【三】记仇，得罪过我的人，我一定不会选你，不管你能力多强。书记给我举个例子说，一个很有能力村长为了集体的利益不得不得罪个别人的利益，那么，下次选举时这些“个别人”就一定不会选他了。如果这些个别人有一定的数量，或有一定影响力（如家族关系），那么这个村长一定就当不成了。但有人不禁会问，如果“个别人”是多数时，难道不是说明这个村长没有为大多数人着想吗？这实际就体现了与人的素质直接相关的“缺乏远见”的问题，当村干部在执行国家制定的有长远益效的政策时，难免会牺牲农民一些短期的利益，但是一些农民往往只关心眼前的一点点。所以结果就是，村干部得罪了我，我不管那么多，记了仇，下次海选就去你妈的吧，byebye。可见，海选是好事，可是这种过于强调形式的民主在解决三农问题时是否能真正发挥实效，农民当前的素质是否能够接受并适合于这种民主办法？显然很难。不过，国家也已经看到这中间的问题，所以，村支部书记并不是海选出来的，而是上级委派的，也是怕过度的不健康的自主会把村子搞毁了。

 我国从2005年1月1日起，施行48年之久的《农业税条例》正式废止，这标志着有2600年的“皇粮国税”退出历史舞台。在豁免农业税外还另外给予农业补贴，真正减轻农民负担，无疑是大道施政。像我这样的人听到这个政策时会真心的为农民感到高兴，农民的收入一下子会提高很多，生活压力会有所缓解。当我问那位村书记是否这样时，他的回答也是肯定的，不过他又给我说了这样一个现象。有些农民在得知免税并另有补贴时首先想到的不是新政策好我能多有些收入了，而是我可以少劳动少干些活了，劳动少了，收成自然也少了，虽然不用缴税，但总体收入并没有提高，这就没有达到国家免税贴补的目的。我相信这样的人不应该在多数，但是作为基层干部的村支书同我举了这样的例子，我想，这样的人也一定不是极少数。

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我国施行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大大的解放了农村的生产力，为解决农民的温饱问题贡献巨大，这勿庸置疑。然而经过近30年的运行，在三农问题突出的今天是否还能发挥巨大作用似乎还有待讨论。它的概念应该包括“家庭承包经营”和“联产”两个本质内涵。可是，在实践中由于诸多因素的影响，“家庭经营”和“联产”往往被割裂对待，多数农村已将其演绎成了单纯的“家庭经营”，抛弃甚至有时在阻挠“联产”。然而，三农中“农业”问题的重点就是要走农业产业化的道路，发展规模生产和集约经营的模式，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却是与之相悖的，尤其是在1997年第二轮承包开始后，农民承包期被延长了30年，这意味着农业规模产业化将被托后。农民有自主的权力支配自己承包的土地，当有外来投资者想开发征用时，必须得到农民的认可，可是有些农民往往觉得他的土地是“奇货可居”，便抬高价格；或没有长远眼光，只顾眼前利益，就是不合作，而最终导致外来投资搁浅。就拿我们这次考擦举例来说，镇书记指着一片地和我们说：“你们要这块，可以，我能给你们，要是旁边那片，有难度，有几个刺头，工作太难做。”所以，解决问题的方法只有两条，【一】真正实现“家庭经营”和“联产”的有机结合，并提高农民的素质；【二】废除《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再来一次“土改”也未尝不可。

三农问题千头万绪，农民素质问题也只是其中一个方面而已，但从中可见三农问题都是互相关联的，必须从宏观进行掌控，也不能忽略任何一个细节。这对我们国家来说无疑是一巨大挑战，无论从现行的一些三农政策和各省在处理三农问题的经验上看，还是从学术届的争论中得出的理论支持上看，三农问题的解决还是在非常初级的阶段，还没有一个稍微成熟的模式可供全国推广。“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在年初以来铺天盖地的宣传，按照中央“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方针将在全国全面开展实践。在改革开放后发展工业时，“顺德模式”、“深圳模式”、“东莞模式”、“温州模式”和现在最流行的“苏州模式”为我国工业化发展开辟道路，提供经验。因此，我们期待能有一个“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新模式尽快形成，为我国彻底解决三农问题提供经验和可适用发展的模式。

农民的素质问题绝对是关键，人的因素往往决定成败。当被问道如何教育农民时，镇里的一个干部没有正面回答我，说了句，“毛主席说过，‘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我绝对没有歧视农民的意思，只是有些感慨，想想主席的这句话吧！！

所谓劝农，新时期“劝”也应该有“教育”的意思吧。

17－18世纪是欧洲文明进入资本主义的前期，这段时期不仅仅对欧洲，乃至整个世界的文明进程都很重要。在宗教问题上，欧洲的“宗教改革”在30年战争后基本完成了。在生产力的发展上， “科学的思维”得以自由的成长，欧洲进而迎来了18世纪的“产业革命”。在政治、思想上，“文艺复兴”如一盏明灯一扫中世纪的黑暗，“启蒙”运动在整个欧洲的蔓延，促动了18世纪英、法大革命的爆发；孟德斯鸠的“三权分立”学说成为欧洲大革命废除旧的政治体制并确立资本主义新体制的理论基础。在暴风雨之前的酝酿阶段，欧洲有两个杰出的皇帝值得一提，他们直接或间接的，经意或不经意的对随后欧洲的崛起起到了不小的作用，他们是法国波旁王朝的路易十四和俄国罗曼诺夫王朝的彼得大帝。与此同时，中华古国正在走进封建王朝的最后一个盛世，它的开创者是这个时代的另一个伟大的君王，清王朝的康熙皇帝。然而，彼、路时代的欧洲正沐浴在和煦朝阳中迎接着空前的文明与强盛的到来，而康熙时代的中国则是尽量地享受着落日的余晖却没有意识到黑暗已悄然迫近。

路、康、彼三个帝王实在有太多的相似之处了。首先，同为年少登基，并有权臣把持朝政，也都是经过政治斗争后最终真正君临天下。清圣祖仁皇帝爱新觉罗·玄烨，生于顺治十一年（1654），8岁（1662年）登基继皇帝位。皇帝年少，权力一直由鳌拜持掌，直至康熙六年（1667）14岁康熙计除鳌拜而最终亲政。彼得·阿列克谢耶维奇生于1672年，10岁时与其同父异母兄弟伊凡同时被拥立为沙皇，但真正的当权者是他的异母姐姐――摄政王索菲亚。彼得终于在17岁（1689）时夺回王权，23岁（1695）正式亲政。路易十四1638年出生，年方5岁（1638）便继承王位，虽然由其母与路易十三的寡后安娜执政，但实权却掌握在专横的首相马扎然手中，1661年，首相马扎然去世， 路易十四方得亲政。

其次，都有熠熠生辉的文治武功。康熙的雄才大略在中国封建王朝历史上可比肩秦皇汉武、唐宗宋祖，开创了封建三大盛世之一的“康乾”盛世（另两个是“文景”与“贞观”）。重农治，兴水利，尚文教，纳西学，文治灿然；平三藩，收台湾，征朔漠，御外敌，武功卓然。彼得，一个俄国的“海归”皇帝（他于1697－1698年化名率领一个庞大的使团到西欧作了一次长途旅行游学，尽力学习西方的文化、科学、工业以及管理），以高瞻远瞩的睿智在俄国实行西化改革，使落后的沙俄国力不断增强，比日本同样的西化改革“明治维新”早了近200年。彼得的武功同样卓越，他按西方军队的形式编制创建了规模可观的海军，他北征瑞典，南战土耳其，吞并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芬兰附近的一片重要领土使俄国在巴尔干海上开辟了一个出口，因而提供了一个“瞭望欧洲的窗口”。彼得在国内的改革和对外的征服虽是残忍的，但是换来了俄国的文明强盛，正如马克思所说：“彼得大帝用野蛮制服了俄国的野蛮”。“太阳王”路易十四在法国同样开创了一时的盛世，他注重经济发展推行重商主义政策，支持海外贸易，于1671年建立了一支拥有200艘舰船的舰队来服务于法国的商业和军事需要，他保护国内工业，采取关税保护政策避免白银外流。他推动了法国乃至整个欧洲的文学艺术和科学的发展，建立并资助了欧洲最早的科学院――“法兰西科学院”，以及“法兰西建筑科学院”和“法兰西喜剧院”。路易十四也有着强烈的征服欲望，他建立了欧洲最大的一支常备军，并先后四次发动战争，开疆扩土。

再有就是，西方科学在三位皇帝的生活中都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虽然，他们对科学有着截然不同的领悟与应用。康熙对西方科学的关心主要出于两点原因，一是个人兴趣，二是因为他对康熙初年的历法之争记忆犹新，体会到历法准确性“关乎社稷存亡”，所以他希望借助于西方先进的天文学和数学为大清王朝制订一部精确的历法。然而，他对科学之于国家社会发展的作用并没有什么远见，也没有给予科学发展足够的重视，在康熙殡天后，那些科学的东西都被束之高阁了，后世子孙更是不屑一顾，直到鸦片战争，道光皇帝居然不知道英国在什么地方，更具讽刺的是他的太爷爷康熙在150多年前就留给他相关的资料了。路易十四同样关心科学，但他并不像康熙那样喜欢科学，他对科学的兴趣全在希望那些科学家们给他造出宏伟的宫殿和美丽的喷泉。但是，路易十四对科学在欧洲的发展却起到了关键的作用，那就是因为他于1666年建立了“法兰西科学院”。随后，其他欧洲国家相继出现了类似的科学院，如佛罗伦萨的西芒托学院、英国皇家学会、柏林学院等，为科学在欧洲的自由生长提供了滋养的土壤。康熙虽然也成立了“启祥宫”和“如意馆”等等的研究所，但其对后世的影响同“法兰西科学院”不可同日而语。彼得一向推崇西方科学，于1727年建立彼得堡科学院，由于他一生致力于西化强国的伟业中，他对科学的重要性更具远见，也成就了俄国后来的强盛。

三个帝王对“科学”不同的对待，也预示着欧洲和中国迥然的历史进程。当然，我们不能仅仅单凭“科学”这一个问题就对历史发展作出判断，即便历史已然证明了科学的兴起对其产生的巨大影响，但真正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首先是历史环境。中国2000年的封建统治到清朝已发展到了极致，一些保守的、甚至固执的传统很难改变。即便是“天纵神明”的康熙也无法摆脱禁锢，他虽然喜爱西方科学，但是他的根本态度恐怕只是“节取其技能，而禁传其学术”；他还是认为传教士的思想学术是“与中国道理大相悖谬”的，所以他又说“禁之可也，免得多事”。中国那时缺少的其实是一种“自由”的精神，相反，此时“文艺复兴”的精神已然覆盖了整个欧洲。 “文艺复兴”到底指什么？Renaissance是从复古开始的，复什么古？就是复希腊精神之古，希腊精神的精髓是什么呢？就是“自由”，这才是意大利“文艺复兴”的真正含义。所以，在欧洲，科学得以自由的发展。欧洲诸多的科学院为科学的兴起提供了肥沃的土壤，自由的空间，且没有干涉。路易十四虽然创立“法兰西科学院”但却无权干预它的发展，科学院有自己的刊物，允许科学家们自由的发表论文，促进交流。而康熙创建的那些“馆”啊，“斋”啊的，其实是为了满足自己的兴趣和喜好，自己玩玩的东西，那些馆里的所谓的“科学家”也不过是伺候皇上学习的罢了。这里没有真正从事科学的研究，也没有有利于科学技术发展的制度存在。所以，这些所谓的“中国式的科学院”不久也随老皇帝的驾崩而消失了。

另外，就是思想方面的原因。当人类发展到了17、18世纪，人类自己已经意识到思想上的不成熟了，所以要突破，所以才有了“启蒙运动”。“启蒙”是什么，英国人叫“Enlightenment”，就是要“点亮”，点亮思想。康德说“启蒙就是人类脱离自己所加给自己的不成熟状态”。他还强调的解释说“要有勇气运用你自己的理智”，他在“自己的”下面加了重点。这归根结底还是对“自由”的呼喊，康德又重复说启蒙运动“就是在一切事情上，都有公开运用自己的理性的自由”。让我们想象一下那个时代的“自由”的欧洲，有培根的“知识就是力量”，有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有牛顿的“万有引力定律”，等等，向往那时的欧洲，也想去被“Enlightened”一下。然而，在中国，2000年前的儒家思想依然不可动摇，“克己复礼”的意识根深蒂固，思想的自由解放简直是天方夜谭。由此可见，历史和思想的迥异，导致了康熙的闭守也造就了彼、路的开放，更影响了他们的后世。例如，康熙早年曾废止禁海令，晚年有重开海禁，至乾隆，自认为“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不假外夷货物以通有无”，闭关锁国，夜郎自大。相对于彼得的开放和其后世凯瑟琳大帝的成就，“康乾盛世”的两个主角显得有些缺乏远见了。

康熙的确是个很有作为的皇帝，所以，他以守成之君而庙号称“祖”，后人评述说“虽曰守成，实为开创”，称“祖”确不为过。但是，看过很多著作都说他的功绩并没有像称颂的那么辉煌，原因就是他没能在那个特定的历史时期提出高瞻远瞩的锐意改革的新思路，没有给中华也注入资本主义革新的思想，也没有推进产业革命所必须的科学的发展，以避免后世的落后挨打。但是，这也不是康熙作为一个人、一个君王能左右的，其中的原因是复杂的。最重要的只有一句话：历史是不能改变的。但我们可以去感受历史和其中的故事、人物给我们带来的震撼和启示。当我深入其中，我很享受。

Enjoy the history!!

人类自从有思想那天开始，就渴望能够认知世界，也认识自己。人类认识自己了吗？没有，几千年了，还是没有，今后呢，可能依旧不会，可能永远也不会。这将永远是一个哲学问题，科学，无能为力。但是，人们也颇懂得安慰自己，于是跟自己说，‘我，其实是一个矛盾体’。比如说沉醉还是清醒，哪个才是人类的正常状态呢，还应该是中间状态？陶醉并非违反自然，也不见得是邪门歪道；清醒既非人类之本质，也非极愉悦之状态（Intoxication is not unnatural or deviant, sobriety is not a natural or primary human state.），英国历史学家Richard Davenport-Hines在他的书中提出这样的观点。人类一边不时地提醒自己说，要保持清醒；一边又急切地、不断地寻找各种方式麻醉自己，音乐，酒，以至毒品都是人类发明的，来“弄晕”自己的。

 声音，在语言还没有被发明之前，就已经作为交流的工具被使用了。这是动物的本能，就像鸟儿歌唱来求偶一样。作为更高级动物的人类很早就学会了用声音的高低、强弱来表达感情；用有节奏的调子和呼喊来传递信息，组织劳动。当连续的声音被赋予了高低强弱和节奏等属性，它就成为了音乐。人类进入文明时代，就意味着人类开始规范世界，此时的音乐代表秩序，是用声音建立的一种秩序，是政治权利的表征。后来，人们发现音乐不只是表意秩序，也不仅仅属于统治阶层，它同样蕴涵着美，同样属于普通人群，于是人们尝试着创造许多不同的美妙的“秩序”，进而陶醉于其中。由此可见，人类对音乐的沉醉首先源于本能；文明视音乐为秩序，而秩序就是要强迫人们接受、服从，所以，人们进入这种陶醉状态通常是被动多于主动，我们可以认为这种沉醉也是文明沉淀的结果。

 酒的出现有一定的偶然性，祖先们发现腐烂的野果和发霉的剩饭有一股酸香味，遂受到启发，发明了酿酒术。这大概也是五千多年前的事了，《酒经》里说发明者为大禹时期的仪狄；《说文解字》记载的则是杜康。不去细究，总之，先人们找到了一种能令人身心陶醉、意幻神迷的甘醇饮品。虽也入腹，酒却一不能充饥，二不能解渴，它作用于心神，产生莫可名状的诡谲，令人愉悦。古人很是享受酒精之醉，刘伶作《酒德颂》言：“兀然而醉，豁然而醒，静听不闻雷霆之声，孰视不睹山岳之形。不觉寒暑之切肌，利欲之感情。俯观万物，扰扰焉如江汉之载浮萍。”王瑶在《文人与酒》中说，魏晋名士皆好酒，从竹林七贤到陶渊明，他们认为肉体是牢笼，“心为形役”，非饮酒无法与自然宇宙想契合。酒醉便是与造化同体的近乎游仙、物我冥和的境界。酒，像是个好东西，有事没事，浮一大白。

 罂粟，二年生草本植物，它的花娇艳无比，纯白、鲜红、淡紫，处处透着生命的热烈；它的果实里有如牛奶般润白的汁液，但这却是生产鸦片、海洛因的主要原料。罂粟有超过30多个种类，但只有‘鸦片罂粟’（其拉丁文学名的意思是诱发睡眠的罂粟）能够产出鸦片。人类认识罂粟早于认识酒精，最早能追溯到8000年前新石器时代的小亚细亚及地中海南部地区，青铜时代后期（约公元前1500年）传入埃及，公元6、7世纪由阿拉伯商人将其作为供品献给中国的皇帝。人类使用鸦片先是由于它的药效，小剂量的鸦片有镇痛、止咳、停泻、麻醉的药性；在16世纪的欧洲，鸦片已经广泛应用于医疗，但由于对鸦片认知程度的不够和医疗过程的疏忽，导致一些病人对其产生依赖，也就是鸦片上瘾。鸦片的药效和这种依赖性的产生都是由于鸦片中含有的吗啡成分，其具有镇静作用，同时也有很强的上瘾性。吗啡与乙酐加热化合后得到一种白色结晶粉末，学名二乙酰基吗啡，就是海洛因（商标名称），俗称白粉。作用与罂粟类似的还有大麻和可卡因（提取于古柯叶），先人们很早就了解其麻醉的药性，华佗的麻沸散的主要成分即是大麻和曼陀罗。借助于现代科技，毒品可以被化学合成，譬如，冰毒、摇头丸、K粉等等。于音乐和酒相比，毒品能提供更强烈、更快速的陶醉之乐。毒品能给人飘飘欲仙，步入天堂之感，让人情绪松弛，幻象环生，极尽欢愉，行话叫“到了”。

 音乐和酒早已经在人类生活中不可或缺，毒品对那些瘾君子们更是必不可少。它们虽然都能够使受用者由清醒状态而至沉醉状态，但作用的方式不尽相同。

 效果最快、最直接的当数毒品。一些毒品，如海洛因等，直接作用于人体里调节情绪和行为的腺体，控制其分泌，使人迅速提升快感。但同时，它也破坏了人体对这些腺体分泌物正常的需求平衡，而逐渐形成在海洛因作用下的平衡状态。所以，一旦失去了海洛因的刺激，吸毒者的身体便自认为失衡，不安、焦虑、流泪、流涕、出汗、恶心、腹泻等等，十分痛苦。要重新恢复正常，就是说，想戒毒，难。其他一些毒品，如冰毒、摇头丸，则作用于中枢神经，这种兴奋属神经性的，快感更强，更加迅速，但它也直接破坏人的神经中枢。人类吸毒史不可不谓“悠久”，魏晋名士不仅好酒而且好毒，那时不叫毒，名曰“五石散”，以石钟乳、石硫黄、白石英、紫石英、赤石脂炼制而成。当时一个名为何晏的发明了一种叫作“行散”的“行为艺术”，并引领潮流，成为时尚。所谓“行散”就是以磕药和空谈为生，“high”大之后就满世界狂窜。竹林七贤之嵇康、王羲之都曾是当时的著名“high”民，不知他们是否也去大街上“high”过？国外亦然，莎士比亚的烟斗里被化验出有大麻；海明威酗酒也吸毒；波德莱尔的“恶之花”到底是什么花？如此等等，很多。在这种强烈的药物作用之下，人的潜能能被最大程度地激发，对外界的变化和刺激感觉更为灵敏。难道这些伟大的作品都是high出来的？！所以，福尔摩斯也被描写成这样，目的是更能突出他过人的逻辑思维。在下没看过柯楠，不知道这小兄弟好不好这口儿？

 酒，虽然也作用于神经，但其令人迷幻的程度与速度以及对人体伤害的程度都没法和毒品相比。其实酒可以看成是人类的情绪放大剂，它能使人产生一种既飘然上升，又如临深渊的感受。快心时饮酒，酒让人更加快乐；悲痛时买醉，往往借酒浇愁愁更愁。可见，酒之沉醉并不单纯是酒精对神经的刺激作用，人的情绪往往起决定作用，酒不过是催化剂兼放大剂罢了。从医学角度说，酒也能破坏人的神经系统和引发心脏、肝、胃等疾病。但人类和社会似乎并不太在意酒的这个小缺点，依然无比享受。一些国家对酒在特定时间、场合、年龄等等的限制也主要是因为它对人情绪的催化放大作用。

 音乐，比之于前两者，其纯粹作用于心灵。就是说，它不是任何时候都能让人陶醉的，因为它无法直接刺激人体的生理功能。因而，音乐之陶醉完全是人类灵魂与音乐神韵之间的对话，要能够对得上话才能起作用；或者说，打个比方，隐藏在人灵魂深处的某种东西，它的“固有频率”一定要和音乐神韵的“振动频率”相同，才能产生共鸣，人才能够被音乐的旋律所陶醉。所以说，普通人对音乐的沉醉是被动的，需要碰到相同“频率”的音乐才可以。而音乐家们或许能够主动一些，他们懂得如何让灵魂与音乐沟通，所以才他们更容易沉醉与此吧。

 纵观三者的沉醉之道，毒品比较单纯，管你有没有情绪，一律拿下；酒，稍微矜持一点，沉醉需要情绪和酒的默契配合才能完美；音乐，要求太高，只能是“曲高和寡”了。

 问题又回到人类究竟是要陶醉还是清醒？在我看来，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不要浪费时间争论不休了。不过，从毒品、酒和音乐在现代社会中已存在的巨大的市场及潜在空间来看，人们似乎更喜欢“醉”着。那么，想醉就醉吧，但是，要选择合适的方式。沉迷于音乐，恰如你是青春懵懂的少年，而音乐是情窦初开的少女，你仰慕她，她吸引你，于是你便陶醉于温馨浪漫的爱情之中了。虽然难逢，确实该当鼓励。沉醉于酒，就像你爱上了一个有夫之妇，无奈于“恨不相逢未嫁时”，虽明知不妥，但“剪不断，理还乱”。天或许会可怜这对苦命鸳鸯，所以，酒，不提倡，也不完全反对。若上瘾于毒品，问题则比较严重，好比黑社会小弟染指了老大的女人，无论这玩火感觉多么兴奋、刺激，都会死的很惨。不要侥幸老大会忍痛割爱，就随便去尝试，勇气固然可嘉，但结果只有一个，玩完！！

日来常思前途，

彷徨迷茫无助。

饭后漫游走，

管他路往何处。

误入，误入。

怎在SOHO深处？？！！

阿芙罗狄蒂（Aphrodite），古希腊神话里的美神，她的美貌让奥林匹斯山上所有的男神迷失了自己，也让所有的女神无比的妒忌。传说雄伟的罗马城就是在阿芙罗狄蒂的庇护下建造的，所以在古罗马神话里，她也被视为爱神，这里她有了一个更美丽的名字――维纳斯（Venus）。从文明璀璨的古希腊、古罗马到文艺复兴的欧洲，再到艺术多元化的现代世界，维纳斯一直倍受艺术家、作家和诗人的青睐，在他们的眼里，维纳斯是纯洁美丽的化身，是纯真爱情的象征。她的故事也被人们争相传诵。其实，在古老中国的神话传说中，也存在着这样一位爱与美的女神，而且更具诗意，清晨变作彩云，傍晚化为细雨，她就是巫山神女。

关于巫山神女的传说主要有两种。据《太平广记》记载，相传，西王母有一女名为瑶姬，曾在巫山助大禹理水，授上青宝文与大禹，导波决川，疏通洪荒，以成其功。据说，瑶姬与大禹还有过一段凄美的爱情。后来，瑶姬为防止江水再泛，便与姐妹化为十二座秀峰永守巫峡。其中的神女峰就是瑶姬的化身，终年云缠雾绕，甚为神秘。此为一也。其二，传说天帝之女，一说为炎帝之女，本名瑶姬，未嫁而死，葬于巫山之阳，因而为神。“与其在悬崖上展览千年，不如在爱人肩头痛哭一晚”，诗人舒婷这样叹息着瑶姬千年的孤寂，也是在称颂着这位敢于为爱献身的仙子。

巫山神女之所以能被人们视作为爱与美的女神而广为流传，主要得宜于战国时期楚国的两位辞赋大家――屈原和宋玉。屈原在《九歌Ÿ山鬼》里最先刻画了巫山神女的窈窕：“若有人兮山之阿，被薜荔兮带女罗，既含睇兮又宜笑，子慕予兮善窈窕。乘赤豹兮从文狸，辛夷车兮结桂旗，被石兰兮带杜衡，折芳馨兮遗所思……”。山鬼即是巫山神女，屈子善写香草美人，在这里极尽赞美之能，刻画了一个美丽、率真的少女在痴心地等待着她的恋人。可是她的情人没有如约而来，山鬼从痴情期盼到伤心哀怨的心情被屈原刻画得惟妙惟肖。屈子把神女写进了一个美丽的爱情故事，使她更加让人觉得亲切，更令人神往。而真正让巫山神女传诵千古的则是宋玉和他的《高唐》、《神女》二赋。昔日楚怀王游高唐，梦中曾与神女相遇，后宋玉陪侍襄王再游巫山高唐，作此二赋追述其事。《高唐赋》记之曰：“昔者先王尝游高唐，怠而昼寝，梦见一妇人，曰：妾巫山之女也，为高唐之客，闻君游高唐，愿荐枕席，王因幸之。去而辞曰：妾在巫山之阳，高丘之阴，旦为朝云，暮为行雨，朝朝暮暮，阳台之下。”在《神女赋》中，宋玉更是极尽文字之能，浓墨重彩地描绘心中的女神：“夫何神女之姣丽兮，含阴阳之渥饰。被华藻之可好兮，若翡翠之奋翼。其象无双，其美无极。毛嫱障袂，不足程式；西施掩面，比之无色。近之既妖，远之有望。骨法多奇，应君之相。视之盈目，孰者克尚……”。宋玉把巫山神女塑造成了一位美神，让后世文人骚客嗟叹不已。

然而，后世人多鄙视于宋玉对昏聩好色的楚襄王的阿谀奉承，亦批评宋玉亵渎了神女并将其描写成了一个“自荐枕席”的轻薄形象。清代吴简言在《神女庙》一诗中写道：“惆怅巫娥事不平，当年一梦是虚成。只因宋玉闲唇吻，流尽巴江洗不清。”不过，我们还是应当多个角度的看待这个问题。宋玉确实有阿谀之嫌，可谁叫楚王是“君”呢！还有一种说法见于沈括的《梦溪笔谈》，说宋玉文中的‘王’可能是后人传抄时‘玉’的误笔。就是说，在宋玉文中与神女相遇的就是他自己。如此说为真，宋玉倒真是被冤枉了。无论宋玉谄媚与否，应该看到的是，他成功地塑造了一个美好的形象，歌颂了一段美丽的爱情，在我国古代文学艺术宝库中留下了厚重的一笔。我们不应该让两个好色的昏君毁坏了神女的圣洁。至于说神女的“轻薄”，其实是后人思想被封建礼教束缚的一种体现，也表现出这些所谓的“正人君子”的无知和浅薄。在他们的思想意识里，神女就应该是高高在上，让人顶礼膜拜的；应该是无比纯洁的，而“荐枕”的行为是不能被接受的。然而，在这个古老的神话里，我们看不到她“荐枕”时有丝毫的忸怩羞涩，相反的，我们能读到的是她对爱情渴望，对生命本能的欲求。究其根源，这其实揭示了先人们对生命的自然延续――“生殖”的崇拜。神女对性爱的强烈向往和主动，也反映出祖先们对在母系社会时期担任生命繁衍重任的女性的尊崇。有学者认为“云雨”乃是先妣“孕育”的隐语。女性神在人类各个文明的神话时代都具有崇高的地位，比如说在中国古代神话里，“布云行雨”的高唐神女与“抟土造人”的女娲、“厥初生民”的姜嫄一样崇高而神圣。这是因为先人们认为女性伟大的繁衍能力决定着生命的延续，是神的意志，因而充满敬畏和崇拜。这种原始的思想意识经过漫长岁月的整合和改造，再加上楚地“信巫鬼、重淫祀”的宗教习俗，很自然地，楚人对人类繁衍的崇拜逐渐转移倒了一个虚构的女神形象身上，并且依旧保留着原古的一些思想痕迹，只不过更加隐讳而已。要知道，生殖崇拜是每个文明发展必然经历的阶段，无需谈性色变，更不能认为这是不纯洁的。礼教是文明进一步发展的产物，它强调的是人的“理性”，用文明社会的“礼”来克制人类原初的“欲”，但这不应当成为诋毁神女圣洁的理由。

中国神话有一个共通的尚德精神，所以其中的神仙个个都是威严耸立，高高在上，不食人间烟火，没有七情六欲。而且，天廷和人间一样充满了封建礼教的约束，爱情似乎是永远的禁忌，有敢越雷池一步者必要承受惩罚。由此看来，像巫山神女这样对爱情执着的仙子的确有些与众不同。比之与古希腊罗马神话，所呈现的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文化。对神的褒贬的标准截然不同，中国神话是以道德为准绳，而古希腊神话则更看重智慧和力量。所以，虽然宙斯是众神之首，但我们还是会经常看到他的狂放不羁，在神界和人间欠了一屁股的风流债。更会看到奥林匹斯男女众神之间数不胜数的没有约束的，甚至混乱的爱情纠葛。譬如说阿芙罗狄蒂，她背着丈夫赫菲斯托斯（Hephaestus）和战神阿瑞斯（Ares）偷情，生下了小爱神厄洛斯（Eros，Piccadilly Circus里那个雕像）；后来她又疯狂地爱上了河边一个叫阿多尼斯（Adonis）的英俊少年。 另外，嫉妒、欺骗、贪婪等俗人的缺点亦经常能在“神”的身上找到。这在中国神话里简直是不可想象的。希腊神话里的神仙似乎有失威严，甚至有些世俗，但反而觉得他们更加人性化，更有亲切感。就像阿芙罗狄蒂的所作所为，其实是对自由恋爱的追求。在希腊神话里，向往自由是被人们积极推崇的，也是古希腊文明的特色。而古老中国的圣贤们，最先发明了礼教，不仅限制了凡人的自由，就连神仙也没能逃脱约束。因而，高唐神女倒更像是希腊神话里的人物，让人们觉得贴近。在后来的中国神话里，人们也表达了一些要冲破封建礼教束缚的愿望，所以就有了牛郎织女，董永和七仙女等等的故事。敢于“思凡”的仙女和无惧无畏的情郎的忠贞爱情和磨难经历反映出人们对美好爱情的向往，也是对无情封建礼教的反抗。但是，我认为这些故事更想要强调的是冲破束缚，而并非爱情本身。因而，更觉得多情的山鬼、温柔的瑶姬才是纯洁爱情的代表，美丽的象征。因为在她身上，没有矫饰，没有束缚，有的只是纯真。

沧海水，天下水之大也；巫山云，天下云之美也。“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元稹也曾用巫山云来形容他对亡故爱人思念，不只是因为云的美，更是因为高唐神女的故事赋予巫山云雨的圣洁。

简化字，自1956年在中国大陆正式推行以来，便饱经风霜，倍受攻击。然而，不难看出这些攻击简化字的，所谓的对中华文化忠实的拥护者，不是别有用心的政客，就是贻笑大方的无知者。任何一个新事物的出现都必然有其特定的历史渊源，时代背景，和发展前景。简化字亦然。不甚了解就妄加批评是不负责任的。

 先说汉字的形成与发展的历史进程。作为唯一流传下来的、世界上最古老的三大文字系统（另外两个是古埃及的圣书字和两河流域苏美尔人的楔形文字）之一的汉字，在整个人类文明发展史上的地位是举足轻重的。“仓颉造字，天雨粟，鬼夜哭。”传说汉字是黄帝命仓颉创造的。仓颉可能是官名，可能是一个人，也可能是一批人，他们所做的工作大概是把当时已有的一些原始文字加以收集、整理。这是关于汉字诞生的记载。汉文字体系于夏商之际（公元前17－14世纪）已基本形成，龟甲牛骨将其记载并留给后人（甲骨文共记录2000余字）。至周，流传下来的是进一步发展的金文（钟鼎文）和石鼓文。秦始皇一统天下后，李斯在秦大篆和六国古文的基础上规范、整理后制订“小篆”作为中国统一使用的文字。从甲骨文到小篆，汉字经历了从象形文字到表意文字的发展过程。由于小篆书写复杂，相对简单的、抽象的隶书（相传是徒隶程邈将小篆化繁为简，化圆为方而创，故名隶书）于秦汉之交出现了。自此，两千多年来，汉字在外形上基本没有太大的变化。随着纸墨的发明和广泛使用，楷书的出现使书写更为流利。而行书、草书则是楷书基于书法艺术上的变化。纵观汉字发展，从甲骨文到小篆，由小篆至隶变和楷化，总的趋势是由繁至简的。所以，简化字的出现是符合汉字自然发展之规律的。

 简化字并非如一些人诽谤的那样，是由所谓共产党的一批文人捏造出来的。简体字最早见于南北朝的碑刻，至隋唐逐渐增多，在民间已普遍使用，故也称为“俗体字”。及宋，随着印刷术的发明，过于繁琐的结字构造必然使雕版工作更为复杂、耗时；雕版字体要大以保证清晰度，故颇费工本。故而，构造相对简单的汉字即成为需求，简化字的数量和流行范围也因而被相当程度的扩大。宋元明清，俗体字的数量更是急剧增加（‘康熙字典’收录汉字的正体和简化体共近5万），但千百年来官方却一直没有作任何标准化的工作来统一汉字的使用。官方使用的正体字与民间使用的俗体字的并存必然导致诸多的混淆与不便。因而，上世纪30年代，在经过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洗礼，当时的国民政府根据陆费逵、钱玄同等一批学者的主张开始推行简化字，并公布‘第一批简体字表’，但由于抗日战争的爆发而搁浅。后来，便有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于1956年实施的‘汉字简化方案’，其推行的简化字一直沿用至今。1977年虽然又提出第二批简化方案，但不久即被废除。可见，简化字并非中共的专利发明，而是由来已久；现代简化字推行使用的‘始作俑者’实为国民党，而非共产党。

再来说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简化字的时代背景及简化方案。新中国成立之初，文盲比例在70％左右。因而，政府极为重视扫除文盲的工作，并积极采取了一系列措施，简化字的推行即在其中，也扮演了相当重要的角色。相比较于繁体字，简体字在扫盲工作中无疑是占有优势的。有些人批评简体字说它丧失了汉字的构造精义，但若置于当时的历史背景之中，有什么能比简单易记，书写快速更有助于扫盲的呢？！是给文盲讲解汉字的构造与发展，还是让他们尽量多地认识并尽快地使用汉字，哪个更有实际效用呢？！况且，要想了解汉字的由来，了解‘六书’真意，繁体字也已经抽象过度了，除非懂得甲骨文或小篆。试问，今天的所谓高级知识分子当中，能有几人识得小篆？更不要提甲骨文了。连清华大学的校长都不免当众丢丑，何况吾等凡人乎？！所以，简化字的出现是有其独特的时代背景的，它在建国初期的扫盲工作中确确实实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再者，新中国初期教育普及工作的成就也是有目共睹的，简化字的推行与使用亦功不可没。国内外的许多共识也承认建国初期共产党实施的一系列政策对后来的改革开放成果是具有奠基作用的，教育普及和简化字的推行即在其中之列。至于简化方案，当时中国政府采取的是“只述不作”、“约定俗成，稳步前进”的原则。就是说只作收集整理和必要的修改而不擅自创造。除了一些流传已久的俗体字外，简化字的另一个主要来源就是历代草书名贴。主要的参考是王羲之的‘正草十七帖’和宋徽宗的‘行草千字文’。有些人嘲笑简体字长得“奇怪”，恰恰表露出他们对中华汉字艺术――书法的无知。

在这里，我不是为简化字正名，而是要强调应当从历史的角度公正的对待简化字。也不想对比“繁”与“简”的优劣，因为空泛的争论不具备任何意义。重要的是，作为中国人，从这些争辩之中我们还应当看到另一个严肃的问题，那就是对祖国一统的期盼。“今天下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是在描述周王朝海内一统时的辉煌；而“言语异声，文字异形”是在控诉战国时代的分裂；“一法度衡石丈尺、车同轨、书同文字”又是在歌颂始皇统一的千秋伟业。可见，“书同文”关乎一个国家、民族的尊严，是团结统一的象征。现今，汉字在全球存在很多不同版本，就连港澳台所使用的繁体字也不尽相同。这不但给汉文字的传播带来阻碍，更会让那些想要学习汉字的外国人看不起汉字。亦给整个汉字文化圈内的交流乃至汉文字的教育工作带来不便。故新时代的“书同文字”已经迫在眉睫。所以我认为，那些真正要维护我中华汉字文化的学者们不应该在无谓的争论中浪费时间，而是应当致力于对汉文字在当代特殊情况之下如何发展提出一些有建设性的主张，并对新时代的“书同文字”大业作出应尽的贡献。还有，文字虽然没有阶级性，但文字政策却有一定的政治性，故而，政治力量的介入是必须的。

我中华在不久的将来一定会迎来又一个“车同轨，书同文”的更为辉煌的新时代，对此，我矢志不移地坚信。

当人们还在争相打听兰陵笑笑生何许人也？‘金瓶梅’正以其复杂、严整的情节，惟妙、细腻的描写霸占着大众的眼球。 与此同时，另一部充满智慧的杰作却只能孤傲地流连于僧道、墨客之间。它便是洪应明所著的‘菜根谭’。 之所以将其与‘金瓶梅’并提，原因有三。其一，成书的时代相同。刚刚经历过张居正中兴的大明江山，已经开始走向飘摇。宦官专权，党祸横流，吏治腐败，内忧外患。再者，共通的启示作用。‘金瓶梅’以通俗的语言揭露社会的黑暗，引发人们对社会现实的深省。而‘菜根谭’则凭借其清新的哲理揭示人性的弱点，点引着人们的处世之道。其三，皆为历史发展的产物，且各具时代特色。白话小说于明末已经成为一种重要的文学形式，‘金瓶梅’即是其中之佼佼者。在经历了近两千年的发展，代表中国传统文化三大主流思想的儒家、道教、佛学，于唐宋始现的融合之趋势至明已基本完成。而‘菜根谭’正是集三家思想精华于一身的恢弘之作。然而，本文无意着眼于历史的变迁，也无兴趣品评‘金瓶梅’是否具有美学价值，而是对‘菜根谭’蕴涵的三家一言的哲学思想甚为欣赏，故着笔墨于此。

我成长在一个被儒家思想统治了两千年的古老国度，深入骨髓的它使我自然地形成了积极入世的世界观。也曾为老庄的逍遥，黄老的无为深深吸引的我，一度痴迷于道法自然，无为而治。而佛陀又指点我说非超脱出世无法脱离苦海。出世还是入世？我曾迷茫，不知所从。幸而，六祖慧能又提点我说：“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离世觉菩提，恰如求兔角”。此时再读‘菜根谭’，便陶醉于其充满智慧的禅机，禅意，禅趣之中了。 禅文化作为东方文明的精髓之一，本身就是“儒释道”思想的融合，而‘菜根谭’亦是以禅宗、心学为纲，糅合了儒家的中庸之道，道教的清净无为和佛学的超脱出世等三家之味。

所谓“儒释道”三家结合只不过是‘菜根谭’的表面特征。仔细体味，便会发现三家之理本身相通之处就很多。洪应明定是深明此理，故能著此集三家之言于一身而无丝毫矫作的传世名篇。譬如，儒家的“恕道”和“中庸之道”；道家的“无为而无不为”和“贵柔守雌，以弱胜强”；还有佛家的“随缘不变，不变随缘”实际上都在教世人以韬光养晦，虚怀若谷，以退为进，富于变通的处世哲学。首先，儒教的“恕”，佛家“六波罗蜜”之一的“忍辱”，与道家的“忍”、“让”实有异曲同工之妙。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强调的是时时刻刻设身处地为他人着想，故洪子说：“人之情欲不可拂，当用顺之之法以调之，其道只在一‘恕’字”。于其中亦可见与人交往当存宽仁之心，不可强拂其意，免生罅隙。六祖慧能也曾有言：“忍则众恶无喧”。佛家修行之不二法门，“六度”，亦要求修行者要“忍辱”。无嗔害他人之心，也不被他人之嗔害所恼，方能到达涅槃彼岸。道家的“忍”则体现在其知雄守雌，以退为进，柔弱胜刚强的策略中。老聃贵柔，主张“进道若退”，“知其雄，守其雌”，“知其白，守其黑”，“知其荣，守其辱”，反对刚强冒进，以达到以弱胜强，以屈求伸的目的。“欲刚者必以柔守之，欲强者必以弱守之”。故老子曰：“将欲歙之，必固张之；将欲弱之，必固强之；将欲废之，必固兴之；将欲夺之，必固与之。是谓徵明。柔弱胜刚强。鱼不可脱于渊，国之利器不可以示人”。其又解释云：“天下柔弱莫过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以其无以易之”。此中柔弱并不是虚弱、脆弱，而是柔韧。守柔处弱，亦不等同于“装模作样”，而是富有策略的显隐。故“忍”不是坐以待毙，而是忍而待发。‘菜根谭’云：“处世让一步为高，退步即进步的张本”。“忍”是思想基础，而“让”则为具体行为。“忍”固然难能，能“让”诚更可贵。一忍一让，极尽 “与取”之道。正是争是不争，不争是争，夫唯不争，故天下莫敢与之争。此乃无为而无不为的至高境界。另外，“让”乃是权策的退让，并非一味忍让，君子应知何时必须当仁不让。即，“时之来也，如云龙，如风鹏，勃然突然，陈力以出；时之不来也，如雾豹，如冥鸿，寂兮寥兮，奉身而退”。故时运不来，当韬光养晦；时来运转，亦当全力以搏。

再者，儒家的“中庸”思想，道家倡导的朴素辨正法，和佛家随缘不变的入世之法皆蕴涵权衡变通的哲理。用中适时的“中庸”理论是儒家哲学思想的最高命题。‘礼记·中庸’中论述：“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其着重于‘度’的把握要恰到好处，而恰到好处取决于无过无不及，不偏不倚，从容中道。要准确的判断是否达到中庸之度，就需要借助于辩证法。物极必反，阴阳相济的道家哲学正是强调事物的两面性，若要取之中庸，需要辨正的，一分为二的观察，才能避免走极端。若将中庸之道应用于处世之中，即为圆融变通而不偏执。“随缘不变”说的是地藏王菩萨在引渡三恶道众生时，不论多难调服的三恶道众生，都不改其引渡的初衷。“不变随缘”是指地藏王菩萨坚持原则不变，随缘于不同的人、事、物和时空之中，调整方法，巧用变通来救出沉溺于地狱、恶鬼、畜生三恶道的人。由此可见，佛家亦强调圆融变通的修行之道。事事皆有相通之理。“随缘不变，不变随缘”于处世之道，便是指点人们遇事当保持立场、原则和真心不变，而随顺当前环境，圆融处之。纵观之，“儒释道”三家虽言异，实则理通。这也是自晋以降，三家思想能共存，且互相影响，以至逐渐趋于融合的原因所在。

如果认为‘菜根谭’不过是简单的结合三家之言而形成的一部处世行为准则的话，即是没有真正领会其宗旨。前文所述不过是“儒释道”三家思想共通的一个方面，所讲的亦不过是基于此方面的一些涉世方法。然‘菜根谭’不只局限与此，而是更加高屋建瓴地指出，若想轻松纯熟的驾驭这些处世之道，必须有臻入化境的个人修为。洪应明倡导担大事者当先有平常之心，“心体澄澈，常在明镜止水之中，则天下自无可厌之事；意气和平，常在丽日光风之内，则天下自无可恶之人。”；立身要高一步立，不然，“如尘里振衣、泥里灌足，如何超达？”；当有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胸怀，“我果为洪炉大冶，何患顽金钝铁之不可陶熔？！我果为巨海长江，何患横流污渎之不能容纳？！”；更需知淡泊明志，宁静致远之奥妙；也当“宠辱不惊，闲看庭前花开花落；去留无意，漫随天外云卷云舒”。若能有此修为，便能做到“事来而心始现，事去而心随空”。性定菜根香，故古人云，读懂‘菜根谭’，就能“风斜雨急处，立得脚定；花浓柳艳处，着得眼高；路危径险处，回得头早。” 古之人不余欺也！

智慧，是我读‘菜根谭’时体味最多的。智慧并不等同于聪明，聪明或许是天生的，但智慧绝对取决于后天的陶铸。所以，我一直深信不戳的学习、积极的思考必然有助于智慧的构筑。有人说，实践才能出真知，我亦深表赞同。但不要忽略了理论基础的构建，一方面，理论也是前人实践之总结；另一方面，理论对实践有着不可替代的指导作用。故而，智慧来源于实践和思考的有机结合。要知道聪明可能反被聪明误，但智慧则不会。